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报告，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新思路。
“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
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正在出现“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
在经济领域中，资源正在向国有垄断企业集中。垄断的苗头开始出现在竞争性领域中，而在石油、钢铁、煤炭、交通、通讯等原有的垄断性行业，这一趋势在进一步强化。垄断企业被给予更多的资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特权。
在社会生活领域，以权代法、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清晰可见”。“在某些地区，权力的任性、霸道和恣意妄为显露得越来越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强化权力的过程甚至是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推进和展开的。
当今社会矛盾中的“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失衡。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目前已经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所有这些国情“背后的思路和逻辑”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
这种趋势的出现，根本原因是“当前我国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对现实治理结构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客观上要求更有效的治理能力。而在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的情境下，这个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期望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应对所有这一切。”
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性抉择是：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
我国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重建包办一切的“总体性权力”不是出路。“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面对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总体性权力不仅应接不暇，而且因其粗线条、简单化等缺陷，反而可能成为社会失序的根源。”
在中国经历了30余年的市场转型后，社会建设越来越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实情况是，目前中国民间组织“发育程度低，发展不均衡”。
我国民间组织数量虽然有较大增加，但依然缺乏真正的自主性。尤其令国人扼腕的是，在应对重大社会危机时涌现出来的社会自组织力量，“由于没有常规化的制度安排加以维持，往往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成长发育的持续动力”。
目前，我们既需要慈善组织、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来制约权力，也需要工会、合作社等“能动社会”组织来驾驭资本。
解决利益关系失衡的突破口
近年来，解决我国日渐加剧的利益关系失衡，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解决这一问题，远不是提高一点工资和收入这么简单。”
“这些年来的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背后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其中最致命的，就是我们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却没有一套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的完善机制。这些体制问题不解决，仅仅依靠政策增加收入，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不同利益主体具有同等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平有序的利益博弈”。
社会建设有两个具体突破口：“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
劳资关系：建立劳资博弈机制，推动“能动社会”建设。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工资共决”，这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应推动消费者运动的开展。
建立公民参与机制，推动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是在人民代表大会框架内落实三个机制：其一是信息披露制度。“信息透明、政务公开，目前已经是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业已明确的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要有真正的信息透明，必须建立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质询制度。”其二是财政监督制度。其三，则是重大立法和决策的听证、辩论制度。“在我国，立法中也有听证制度，但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社会恐惧症”的源头
近年来，政府轰轰烈烈地设立了许多负责社会事务的新部门、新机构，向一些社会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结果却是一个悖论的出现：社会不是越建越大，反而是越建越小。
我国的主体性社会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其中一块拦路大石叫做———“社会恐惧症”。“这是指恐惧独立于权力和市场之外的主体性社会，把它误认为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力量，并由此产生对培育、建设和发展它的拒斥。比如权力对社会的恐惧表现为限制、打压或吸纳社会的自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对社会自主的排斥反应不只来自权力，同样也来自大众。“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总体性权力的存在、包打天下，造成大众对于单一权力核心的信奉和依赖，造成对社会自主性的怀疑和否定。人们在表达、追求和维护自身权益时，也通常不断诉诸总体性权力，却避免公共参与和形成社会自组织。”
权力与大众对社会的恐惧及其相互作用，是自主且自组织的社会在当前中国缺失的根本原因。“因此，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破除社会恐惧症，为社会的主体性正名，认识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允许社会的自组织，实现社会的自治与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