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华远任志强、万通冯仑、万盟王巍等商界大佬们围炉漫谈乡愁，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作为一个企业论坛，“乡绅”话题得以被关注，也足见其近年来的影响力了。
“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就地方事务为政府官员出谋划策，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描述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
美国家族史专家古德也在其《家庭》书中说：“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吴理财在《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文中认为：“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请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仅止于州县。那时，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物主要由绅士出面组织，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乡村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但是，与其说那时是乡村自治，还不如说是‘乡村绅治’。”
秦晖则将传统乡村社会概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
目前，随着国民整体乡土意识和文化发掘的自觉，农业生态理念的推广、有机农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信息化等，也显露出一些良好的端倪和态势，如乡村宗族意识和传统礼俗的复兴，大企业资本如联想、网易等投资现代农业，都市白领下乡涉足家庭农场，先富能人返乡治村，大学生回乡创业等等。随之产生的便是知识信息以及知识分子在农村的集聚。
这些在农村集聚，从事农业的“知识分子农民”，逐渐转变成以农业为职业的“农民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农村里的意见领袖，变成农村公共事务的发言者、论坛的主持者。这才是我们期待的——要恢复农村的活力，要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钟永丰《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
这些农村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新乡绅阶层生成的主要基础，同时也是新乡绅阶层的主要构成。
当然，除了知识能力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方面的条件，如“拥有一定财富或者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等。（参见宋青宜《中国未来的脊梁：新乡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