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之初，我刚开始研究性社会学，就百思不得其解：许多被我们认为性很自由的发达国家却仍然有通奸罪，中华民国也有；那么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呢？幸亏1980年代还有一些当事人活着，而且愿意跟我说，我才得以记录到下列6种口头说法。
1.一位当时最高法院的顶层干部说：1949年后，讨论过通奸罪的问题。当时有些“老革命”认为：在农村，所谓的通奸，有很多其实是包办婚姻造成的。两个人本来青梅竹马，长大了却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棒打鸳鸯”，分别结婚。其结果就是藕断丝连，不得不用通奸来寻求爱情。我们共产党人靠农民得胜，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去惩罚这样的通奸呢？这样说的老革命位们，位高权重，有情有义，终占上风。
2.一位所谓“旧知识分子”的后代转述道：1949年10月到1950年10月的“和平间隙期”里，中国还没有与世隔绝，曾经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国际法学大会。到那里一听，大家都在主张废除通奸罪。按照当时的理论，我们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啊，人家都要废除的，我们怎么能再捡起来呢？回国后，这种认识就成了事实。
3.一位著名的“红二代”男人在听了我的课之后，专门找我来澄清：当初不设立通奸罪，是为了保护妇女。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妇女如果被发现与人通奸，光是道德与习俗的谴责，就足以逼她跳井上吊了；要是再加上法律的惩罚，那不知道还要多死多少女人。他说，这是小时候听他爸爸讲的。
4.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法国留学生对我说：儒家认为，“德”足以治天下。如果不得不用“法”来惩罚通奸，那就是“德治”的失败，也就是统治者自己的失败。当时的领导层刚刚开始“治大国”，因此只能这样来处理通奸问题。
5.我的一位平民“发小”在聊天中随口说：干部一进城，都忙着换老婆。通奸是前奏，怎么可能自己惩罚自己呢？
6.我自己当时的看法是：不设立通奸罪，绝不意味着不去惩罚，而仅仅是不需要使用“立法”这样的“笨办法”。在毛泽东时代里，个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已经被空前严厉地和细致入微地管治到家了，达到了“只会规规矩矩，不会乱说乱动”的最高境界。即使偶有疏漏，还有“群众批斗”在等着犯事者。所以，通奸虽然无罪，却可能被批斗致死，这就足矣，根本无需画蛇添足。
当然，我这千字短文，并不试图做出事实判断，更不妄想结束讨论，而是提示我自己两点：
1. 如果没有搞清楚来龙去脉，最好不要贸然评价任何一个社会现象。
2. 世间万事，必定是多样化的，而且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千百倍。我多知道任何一种可能性，必定比少知道要好上千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