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的社会理论是以现代性社会的产生为前提条件的，它伴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形成而产生，伴随着现代性社会变化而不断得到修正或重建。
现代性社会，从形成至今始终是在其特有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中运行和发展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性社会趋于成熟，矛盾和张力日益显露，一些敏锐而负有责任的思想家开始对此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和研究。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他们，尤其是后三者，被公认为现代社会理论的经典作家，理论的奠基人和范式的创造者。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系统和经验观察视角开辟了各自的理论体系，以应答社会最突出的现实问题。
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孔德最先发现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断裂”现象，认为人类社会正在从过去封建、尚武和神学的阶段向现代、工业和科学的阶段过渡，并把这两个性质和类型明显不同的社会对立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基本认可这种二分法模式，认为与过去的社会类型相比现代社会确实是工业和科学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现代性的断裂而带来的问题上，没有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和矛盾置于中心地位，而是把视线聚焦在社会制度上。他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张力置于自己思想的核心地位，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主要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剥削带来的社会对抗和“异化”现象，这是社会内部制度和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
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从另外的角度建构了力度和深度不相上下的社会理论。涂尔干继承了其法国前辈的理论传统，同样以二分法看待社会历史发展（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物一样的客观事实对个人的强制作用，并试图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其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以社会分化为研究的着眼点，把现代文明社会或制度的性质和问题归结为“工业主义”（in鄄dustrialism）的影响。显然，涂尔干所说的工业主义本质上是指现代社会过度的市场和商业取向。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秩序的问题主要不是私人资本主义的性质问题，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中，而是生活在工业秩序之中。他不否认马克思所关注的那些社会问题的存在，但认为这些问题是暂时的，并非主要问题。在现代性社会，真正的问题是他所说的以社会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因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协调造成的“社会失范”（socialanomie）问题（资本主义可以强化这个问题，但不是始作俑者）。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工业主义和商业取向越发占有凸出的地位，导致了宗教（信仰）、伦理、审美等精神文化的功能日益衰退，这才是道德败坏和社会紊乱的主要根源。
20世纪，从社会建构的思想与实践上看，对于人类影响最大的社会理论非马克思和韦伯的莫属。总体而言，除了反思和解构性质的后现代理论外，从建设性方面看人们尚未超越他们的范式。一方面，现代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试图按照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重建自己社会和国家的实践活动也与韦伯的社会理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确切地讲，主要与源于T.帕森斯等人对韦伯著作的解读而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有联系。两种社会建构和发展模式在美苏两个大国的比照下一度呈现竞争的态势并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两种理论和模式都被片面化。
这两种社会发展理论和模式，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在一度缺乏反思的条件下，它们在20世纪后期先后趋于教条和极端化，并与社会发展极度不相适应。其结果便是现存模式遭到质疑和批判，传统而僵化的社会理论被要求给予修正。于是，便出现了冲突论、新一代批判理论、社会建构论、后现代理论，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它们有的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理性化进行反思和批评，有的对韦伯维度的以帕森斯范式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和模式进行反思和修正，有的对马克思维度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进行反思和修正，甚至抛弃。在社会变迁的情形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不顾及社会———文化因素的情况下，把帕森斯理论和模式普世化，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给予单线论的片面理解是有问题的。它们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危害的。20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和社会变迁，发展中国家对传统现代化理论和模式的批评和抛弃，社会主义国家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修正和改革，便是这种认识的反映。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变革展开，一种以“轴心时代文明”为文化基础的“多元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多元分叉”）社会理论视角应运而生。这种理论视角并不否认古典主题和世界同质性增多的观点的合理性，但特别强调，现代社会———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社会，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与现代化是一个以文明圈为界限的多样化选择过程。它要求人们回视自己的轴心文化，把传统与现代性、市场与社会不是对立起来，而是注重它们的契合点，从多元文化的角度看待它们的关系，在承认N.J.斯梅尔瑟所说的世界“公共理性”之存在的前提下，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自己生存环境的合理反应，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现代性文明在世界传播过程中必然带有各自的文化特色。也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思维不仅应当超越传统的经典作家的理论模式，而且还应当超越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即世界的自由主义同质化）的观点和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想象。实际上，全球化的趋同与多元性现象是同时存在的，它们是当今世界一对彼此相关然而又矛盾着的发展趋势（统一与分化的悖论着的趋势）。
因此，在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张力）和融合，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自从全球逐渐形成一个沃勒斯坦所说的日益紧密联系的“世界体系”以来（全球化是其进一步发展），先后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中心或次中心地位的地区与国家，其崛起是与文化的张力和融合分不开的。张力使一个社会带来反思和动力，融合则为社会的创造提供条件。不仅西方是这样，东方也是如此。西方的崛起从深层上看归根结底是希腊罗马文化、源于闪族文化的基督教文化、日耳曼文化形成张力，并有机融合和再创造的结果。东方，尤其是东亚的复兴或崛起，说到底也是一种类型的文化张力、融合和再创造过程。在这方面，当代中国的发展尤为明显。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们告别了过去那种一元文化倾向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正在进入一种形成文化张力、融合和再创造的历史过程。这给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复兴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这些理论和学科的复兴和发展又必将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定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