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霍理士曾说过一句话：我的一生有时像是用流血的双脚走向基督受难的圣地，凡是我的双脚踏过的地方都盛开了芬芳的玫瑰。作为一位学者，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崇尚的信念。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而思考，他踏上征程，寻觅航行的方向。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一代代学人、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把人生的鲜血都奉献给了祖国。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大意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费老的眼中，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必然的。这正是他所思考的问题。作为当代青年，时代寄予了我们机会和希望。我们能否为这个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动，学社会学的“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著名社会学家，三农学者，曹锦清先生用一份执着、一份眷念、一份信念、一种姿态来观察现实、认识现实、反思现实。静静地调研中国社会，他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记录了20世纪晚期中国农村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添上了厚厚的一笔财富和经验。《如何研究中国》一书更是为中国社会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他说，思考的最高认识是理解，思考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守护民族。确实，近观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在面对西方列强时，我们的国家不堪一击。一个强大自信的民族在此时此刻，却显得软弱和无力反击。面对如此境况，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前途践行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寻找新的出路而努力。自洋务运动开展后，我们开始走上了”强迫症”的现代化之路。到现在为止，我们经历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民主革命（孙中山建议的议会民主制）、袁世凯的强人统治、辛亥革命（好像时间反了）、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直到1949年，在真正意义上，我们才摆脱了100多年的侵略。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独立、我们整整地等待了100年，我们太渴望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永远记得那天——1949年10月1日。我们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直到1949年我们才能独立、才能从别人的包围中解脱出来。当然原因是很复杂的，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我想，如果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变革和改革都失败了。其实，在这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侵入和打击时，这一批的知识分子，试图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能够成为大国，这种想法是极为不明智的。康有为认为，中国可三年而红观五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业定矣。陈天华认为，“无目者，不可使之有名，本明而蔽之，去其蔽，斯明矣。无耳不能使之有聪，本聪而塞之，去其塞，斯聪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主张变革和改良的知识分子，是如此的急于求成。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就表现的特别明显，他们试图引用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状况。然而，在这一段时期，知识分子可能犯了两个共同的错误：一方面患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怀有理性主义的色彩，最重要的是忽略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可能民主是个好东西、议会民主制也是个好体制。但是，西方的这套治国框架和治国工具是否适合于于中国，却是很多中国的改革者所缺乏的思考和领悟。严复说，他们当时仅仅是把自己的热情、理想和愿望、不自觉的投射到客体对象上，而不曾注意客体对象本身的属性。他们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投射和移情作用，来抒发和宣泄主体长期压抑的深层次欲望并获得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升华。但是，他们的改革目标和手段都是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不符合的。他们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经验出发，而是抽象地运用西方的体制或任凭主观愿望践行社会改革，这是对民族的不负责任，更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践踏。
当然，不可否认，作为当时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想法可以接受的。正如曼海姆说，如果人类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就会失去塑造历史。韦伯同样认为，人类如果不曾反复追求不可能的东西，也就不可能获得可能的东西。严复说：言治不求于历史，是为无根。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矣。严复告诉我们：既要吸取传统和历史中的精华，又要与时俱进、用开放的、积极地眼光看待新事物，尤其是以中国当下的经验解读中国的问题，我们所得经验通过与西方比较进一步来修正和完善。严复无疑是聪明的，在几十年前，就告诫我们在今天看来仍旧深远的想法：经验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每个国家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历史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抽象滥用概念，我们必须要从实际经验来认识中国、解读中国。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福山在《历史终结》一书中说：到目前为止，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体制是最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这用福山的理论又如何解释呢？起码可以证明，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性，并有自己特殊的坏境和条件。这需要我们坚守自己的立场，用中国的“话语方式”来解读中国。这是一个既艰苦又漫长的道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
作为一位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使命呢？也许正像一位思想家所说的那样：一个时代的问题，如同历史长河中隆起的巨大礁石。而一位研究者的理念与思想，恰恰如同撞击在那些隆起礁石上的晶莹浪花。后世的人们正是通过那些浪花，来感悟、认识、理解一个时代问题的存在与问题的性质。
也许，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转瞬即逝的玫瑰。这是否是我们的追求和向往。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