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嫁不到一年的一个早晨，小易喝了大半瓶的敌敌畏，口吐白沫满地打滚。她的丈夫和婆婆，还没来得及收起抱怨，对着已经倒地的小易，嘴里依旧在嘟囔。为了撇清责任，婆婆和丈夫没有直接送医，而是选择先把小易喝农药的消息告诉她的“娘家人”，让他们“自家人”处理。因为耽误了送医的最佳时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小易已全身冰凉，没了呼吸。
小易没有留下任何字句，带着对夫家的愤恨和婚姻的失望，谜一般地离开了村庄。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一起自杀案例，它发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询问过大人们很多次，为何小易要自杀？但是他们从不给出答案，只是叹息和无奈。在我印象中，大人一直就忌讳谈论各种“非正常死亡”的人，而无论他们是否冤屈。据说，自杀而死的人会变成“厉鬼”，四处游荡，无法转世投胎。而他们的尸体也被禁止抬进祠堂，似乎要永远被人遗弃。
直到2002年，一名叫费立鹏的加拿大医生在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自杀率：1995-1999》。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中国的自杀率，尤其是农村青年妇女的自杀率是如此惊人。中国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是美国的两倍。而且，与西方现代城市中遭遇焦虑而自杀的男性不同，在中国，自杀的幽灵一直缠绕着苦命的农村妇女。
无论官方和民间，中国人对于普通人的自杀是非常淡漠的。早在1897年，法国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就凭借精确的官方自杀人口数据，写就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自杀论》。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依然没有任何精确的官方自杀统计数据。
在精神亢奋的政治年代，自杀率更是无人问津的秘密。于是，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只有乌江边自刎的项羽，跳入太平湖的老舍，以及卧轨的海子，而无数普通的自杀者，则从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刻起，仿佛就注定淹没于无声的时光里。
吴飞是关注农村妇女自杀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在一篇叫做《自杀作为中国问题》的论文里，把费立鹏的贡献与白求恩对于中国的贡献并驾齐驱。我觉得，我很能理解吴飞的想法，因为正是这名外籍医生打开了中国人面对脆弱，面对生死，面对无数的沉默自杀者的历史帘幕。
思想从来就是“嗜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关于自杀的奇思妙想。与普通的民众对于自杀的淡漠不同，在思想的世界，人们对于自杀一直保持着异常的兴奋。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开篇有一句故弄玄虚的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29岁的加缪彼时思考的，是作为“以身作则”的哲人所面临的终极追问，而不是任何普通人面对的琐碎困境。
加缪是众多以自杀为“切口”表达哲学观念的哲人之一，他的这句格言据说也已经成为装点门面的“道具”。不过在我看来，加缪这句哲言无疑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被普通民众所普遍漠视的自杀，却是众多思想者在不断追寻“什么是好的生活”时候最喜欢利用的“思想道具”。
实际上，自杀已经成为无数哲人、文人最为兴奋的素材之一。人们不仅喜欢引用加缪，更喜欢哈姆莱特那句悲情的“to be or not to be”,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被认为是一部“自杀者的记念册”。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那些关于自杀的奇妙思索，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想象，似乎从一开始就鲜有普通自杀者的身影，自杀只是人们追求思维乐趣、刺激灵感的工具。直到今天，关于自杀的文字塞满了大学的图书馆和数据库，但是我们依然缺乏可信的理论解释那些主动远离我们的生命，无数的幽灵依然深处黑洞，等待着人们去探寻。
疏离
在外乡漆黑的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暗夜的窗外好像总有自杀的幽魂向他诉说苦痛。今年的8月份，刘燕舞出版了田野调查报告《农民自杀研究》，在这本枯燥的调查报告里，作者毫不掩饰在调查中所感受到的恐惧。刘燕舞是一名社会学博士，是社会学家贺雪峰先生的学生。为了减轻内心的恐惧，他不断嘱咐和交代远在家乡的父母为他去庙里求神拜佛。
2011年5月，刘燕舞正在河北的乡村做调查。这次驻村调查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接近尾声，他准备去做最后一名自杀者的亲属访问。但是他不愿意直接找死者的父母，因为挑起老人埋藏心底的痛苦往事，实在太残忍。他迂回地找到了死者的妹妹，而这位年轻人尽管答应接受访问，但显然并不愿意过多谈论已经自杀多年的姐姐。
在准备访谈的过程中，刘燕舞曾经无数次遭遇过这样的纠结、尴尬，他无奈地徘徊于调查的成功率和心灵的柔弱之间。在造访了大量的自杀案例之后，他为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自2007年以来，刘燕舞在全国10余个省市已经累积了400多个日夜的驻村调查。这一次河北之行，只是它众多调查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
“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个人的死就是数据。”斯大林这句残酷的话，仿佛专为刘燕舞而说。作为一名自杀的研究者，尤其像他这样坚持实地的质性访问同时做数据统计的学者，死亡对他来说，似乎既是悲剧，也是数据。他避无可避，内心的恐惧、焦灼、痛苦，可想而知。
刘燕舞的反应，是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死亡、面对自杀时，最“正常”的反应。在阅读他的著作时，这些本不该出现的感性文字，却是最给我震撼的文字。卸下学者的包袱，坦露一个普通人最直接和自然的反应，在无数关于自杀的研究中，其实并不多见。
面对自杀，大多“嗜血的”研究背后，是急着表现机智和超凡的学识。他们要么掩饰自己内心最深层的恐惧，要么对于眼前的悲惨过分麻木。人们通过自杀表达“荒谬”、“存在”、“现代性”等玄之又玄的概念，而从不关心任何个体的苦难。
这样的“超凡”研究，最让我失望的，倒不是他们道德上的“不正确”，而是他们把普通人的自杀过分“神秘化”，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丢了普通人最为自然的感受能力。面对这样的文字，我会想起苏珊·桑塔格反对人们“过度阐释”疾病时的愤怒。
学者在“过度阐释”自杀时表现出来的疏离，其实和任何普通人的麻木一样，都是难以忍受的。不过现实是，这样的麻木、疏离其实正在我们的周遭迅速的蔓延。面对自杀现象，人们的自然反应变得越来越“不自然”。
2008年、2010年12月-2011年1月在湖北的京山和应城的两次调查使他确证，自1980年-2000年在“团结型社会”出现过青年妇女自杀潮之后，在2000年之后，部分的“分散型社会”又再次迎来了老年人的自杀潮。团结和分散，是刘燕舞依据血缘关系和规则维度两个指标区分出来的两种类型，夹在其中的被他称为“分裂型社会”。刘燕舞预测，在未来的中国，由老年人为主体的自杀潮很可能将蔓延至全国。
在这两次的调查中，让刘燕舞感受最强烈的是，与上个世纪人们面对青年妇女自杀时表现出的痛苦、逃离不同，在这里，人们面对老年人的自杀，表现出一种令人颤栗的轻松、玩笑、逗乐。
孝道的衰落、价值的荒谬化、经济的拮据，人们试着解释这种面对自杀时的“谈笑风生”。更让人不解的是，这里的老人似乎也未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应，而是认同了这样的文化。这些老人和他们的子女共同进入一种极端功利的算计游戏：继续活着所需要的医药费和生活成本，是否已经大于即刻死去所带来的损失？
温情
涂尔干的《自杀论》有一个看起来显得特别残忍的结论。涂尔干指出，虽然自杀反映了社会秩序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没有自杀，是极不正常的，也是低俗而危险的。一方面，社会必须通过自杀清除一些脆弱的人；另外一方面，自杀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高尚德性。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任何超越个体生命的德性，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是美好的。
这位看透了自杀的悖论的学者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杀对于个人而言，对于某个家庭而言，可能是一个悲剧，但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未必一定是悲惨的代名词。自杀此时的价值评价，被分裂成个人性与社会性。
在西方，自杀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并不属于个人的权利。柏拉图曾经认为，自杀者应该以不名誉的罪责受到惩罚，因为他们未经城邦的同意并擅自剥夺了自己的生命，是对城邦行了不义。而过去雅典的法律，自杀一直被当做谋杀的一种。
显然，如果把自杀化约为对社会的意义，自杀者个人的痛苦经验则将被严重忽视。自杀者要么被当成罪人，要么被视为社会中脆弱而多余的人，直到今天，自杀精神病学的兴起，似乎依然是自杀犯罪论的延续，人的身体被免去了罪责，但是灵魂依旧需要得到治疗和惩罚。
与这种视角不同，刘燕舞在他的书里通过质性的访谈，还原了大量的个体自杀经验，以及生活带给个人的巨大苦难。通过自杀的目的和动机，他把自杀分成了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报复型自杀和绝望型自杀。并且依据更为细化的个人动机，将这些自杀再细化成为12种不同的自杀。这些自杀类型，基本能涵盖各种自杀者的个体经验。
刘燕舞希望从个体的动机出发，而不是像涂尔干那样从社会的病因出发，给自杀做一个分类。刘燕舞的理论抱负，是希望通过自杀研究克服所谓的社会与个人的“二元对立”。不过在我看来，他的研究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他做地域、时代的宏观研究的同时，“挽救”了个体的自杀经验，而足以使他的研究不再是冷冰冰的而富有温情。
相对于西方的自杀权利观念，中国轴心时代的哲人对于自杀的理解似乎更为“宽容”。孔夫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如果一个人自杀，目的是为了仁义，那就可堪称是“仁人志士”，是值得骄傲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被中国过去的传统所歌颂。
据说，以仁义的标准衡量自杀的价值高低，相对于西方把自杀者视为“罪人”，显得更为“温情”。不过自杀的悖论就在于，对于自杀的过分“温情”，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残忍”。这听起来像个悖论，但其实这就是很多学者在研究自杀时，所面临的“自杀悖论”。而这其实和那些在村里算计着生命账簿的老人选择自杀时所面临的悖论没什么两样。老人出于体谅子女负担过重的考量，选择结束适时的结束生命，但是这样温情的目的，又很可能陷子女于不仁不孝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