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的洪巧俊先生发来电邮，说他想出第三本时评杂文集《农民拿什么养活自己》，请我写个序。此前，我与洪先生基本没有交往，只是去年编杂文年选时，从浙江朋友赠阅的《联谊报》上看到他的那篇《林肯竞选中国村官败北记》，请他授予版权，才有一函之交。广东这些年冒出来的一批时评作者和杂文家，比如洪巧俊、陈章、练洪洋，都是先在外地有影响的媒体成名后，才引起本省媒体编辑的注意。他们的成绩表明，担心老烈、李汝伦、章明等老前辈歇笔之后，岭南杂文界后继无人，是杞人之忧。
洪巧俊的激情澎湃、才思敏捷令人佩服。单看今年上半年，河北《杂文月刊》的选刊版出了６期，洪巧俊出现４期；吉林《杂文选刊》第１期同时选中了他两篇；而《金有树之死是种怎样的悲哀》被两家选刊的第５期都转载了。应当承认，对同样水平的文章，编辑往往会“熟人优先”，但能高人一筹、光耀报刊的“门楣”，也是编者求之不得的。这就要凭实力与实绩了。当今之世，写手多于过江之卿，特受青睐，脱颖而出，谈何容易。
我注意到，他的这些被转载文章与这本集子，都是关于“三农”题材的。他说，这是因为他生于农民家庭，做过八年农民，始终不敢忘记农村。他与农民有割舍不断的情愫，这一点我相信并且尊重。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中国仍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乡土中国”，中国要实现向工业社会和现代化国家的转型，离开“三农”问题的解决一切无从谈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４个中篇小说，全是农村题材的。作家们不约而同的视角，表明中国社会与“三农”有着千丝万缕斩不断理还乱的血肉联系。有人批评北京人、上海人的“排外”与自大，说，在纽约、巴黎、香港人眼中，他们也不过是“乡巴佬”！我觉得这话颇有道理，甚至一语中的。
一个人出身于什么家庭，对他的心理状态与价值取向，当然会有影响，但远没有阶级斗争观念与“出身论”要我们相信的那么重要。最典型的要数俄国的民粹主义革命派以及大文豪托尔斯泰，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却要“到民间去”，以推进社会变革。洪先生所在的潮汕地区，那个著名的农运领袖彭湃，就是大财主的儿子，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理想主义者是不论出身的。洪先生追求“正义与直言”而关注“三农”问题，那是因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刺眼太椎心。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真诚地关注“三农”问题。即使不像洪先生这样供职于地市级媒体，“常跑乡村，跑民工区”，但凡不愿对现实闭上高贵的双眼，就能感受到农民身份的困窘。就算你生活在“祖国的心脏，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难道你未见过灰头土脸的农民工，未见过满脸沧桑的上访者，未见过蓬首垢面的老乞丐和流浪儿，未见过大学校园表情呆滞的贫困生？刚刚读到一首催人泪下的诗《打工的名字》，作者刘虹出生于北京一个军医家庭，现为深圳报业集团主任记者。诗中有两章这样写道：
Ａ
本名 民工
小名 打工仔／妹
别名 进城务工者
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
昵称 农民兄弟
俗称 乡巴佬
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 公民
家族封号 主人
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Ｄ
打工的名字被烈日和冰雪轮番擦拭
来不及过渡频频错位的表情
它湿得拧出水，年初民工潮弄湿大半张地图
年尾挤胀邮局的汇款，是它干爽的一种方式
它平时不干不湿，像一块来自冷泪的玻璃
清清醒醒地，隔着别人的风景
它顽强地浪漫过，把“打工诗人”的雅号
插活在《诗刊》，光长花朵不长饭
它也曾铤而走险号称亡命之徒，不过是
把自己扔下楼顶，为讨讨不回的工钱
它在新闻热线的投诉名，是屡遭侵权者
而“严打”的枪口，曾把它圈入预备役罪犯
是居委会不屑造册的——暂住人口 是城管办早就瞄准的——脏差乱
你在他乡还好吗？常回家看看……
打工的名字挤在电台点歌节目里互相取暖
……
这样的诗，我相信能感动所有的人，引起人们对农民与民工的同情，包括贪官污吏与黑包工头。文学与生活是两回事。一个人在影剧院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曲终人散一出大门，却可以我行我素。人的同情心可以是执著无价的，也可以是短暂廉价的。利害的计较往往会压偏情感的天平。近日报载，曾压制李昌平上书反映“三农”问题的监利县两任县委书记杨道洲、杜在新，都因涉嫌受贿而受审。杜在新曾把老母挖的红薯带回客厅，信誓旦旦地表白：“我是吃红薯长大的，我是父母含辛茹苦拉扯上学的。我是在党旗下发过誓的，农民的儿子应该有农民的本分”，“取一文，我就一文不值”。也许，他起初真这么想的，但是他抵挡不了现实利益的诱惑。我深信，很多当官的比我们更了解农民的疾苦。他们有内参渠道，知道平民百姓不了解的典型个案；他们对财政预算是怎样花掉的、向哪里倾斜了，更比我们清楚得多。他们如果“倒行逆施”，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只肯代表他们自己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有郑板桥、袁宏道的辞官。今人洪巧俊，由农民破例转为国家干部，不到十年官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值少年得志之时，从官场激流勇退，到外地做一名普通新闻工作者，不知出于何情？在《金有树之死是种怎样的悲哀》一文中，他引网友的话作结：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几个树起来的英雄做点缀，而是需要无数个像金有树这样出于人性的善良做出义举的人。我们在叹息英雄老了、少了的时候，是不应忘记我们最应该做什么的。他转行投身新闻界，就是要用自己的笔去为金有树们呼吁，为这样的善良人营造更好的生长土壤吗？
农民中从来不乏英雄，不乏正义感和创造力。近例如，自费调查暴力征税问题的“农民侠士”王幸福；又如，因多次在媒体上自费刊登环保公益广告而不怕倾家荡产和打击报复的浙江农民陈法庆。“三农”问题说到底，恰如李昌平等人揭示的，是“制度的贫困”、“权利的贫困”，关键在于要给农民“国民待遇”，让他们从最底层的贱民变成共和国的公民，真正享有宪法承诺的平等权利。
这本集子中有篇文章叫《乡土社会的掘墓人》，说的是在作者的家乡，年轻人一心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农村娃如果不走读书这座独木桥，就难有出头之日，这是不正常的，还停留在科举时代。但是，乡村社会的衰落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工业化的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去年深秋，我与同事们一起到苏州太湖边的东山镇陆巷古村开会，并游览了太湖里秦少游游憩过、宋徽宗征花石纲的“三山岛”。电视剧《桔子红了》就是在那里取景的。风光是那么美，美得像人间仙境，可是村中、山中见不到几个年轻人，荒废的宅基地与宅院比比皆是，红桔满树任它们发霉长绿。皆因城市化的吸引力太强大了！身临其境，我不禁载欣载悲，传统乡村社会的挽歌已然奏起，田园牧歌即便有过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比前述的那种昧良心倒行逆施盘剥农民的贪官污吏更可怕的另一种情景是，以“长远利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等“大义”和大旗来剥夺和剥削农民。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做了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牺牲品。北大教授、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当年搞粮食统购统销，搞贻害至今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是为了集中财力搞工业建设。现在有些人（有追求政绩的官员，也有鼓吹“代价论”的学者），要农民再做一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牺牲品。这本集子中《不要把低工资作为吸引外资“巨大诱惑”》，就是针对这种谬论，在为农民吁求最基本的人权和社会公平。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把农民、农民工当人看待，而不是当实现利润和所谓“国家利益”的会说话的工具对待，中国的“三农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或者说，有了解决的希望。
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他出生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农民”的鲜血。中国农民的脊梁挺不起来，缺乏做人的尊严，哪怕你手里有出国护照，甚至有专机可在五大洲飞来飞去，你在文明世界里仍然不会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