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社会转型和工业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社会边缘化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研究新时期的农村问题是当前农村社会学的重要任务。
在学者看来,聚焦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学需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农村社会调查,提炼概括出新的理论解说模式。
呈现鲜明的本土化特质
农村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益龙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社会的基本群体,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各自所面对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现实的差异。社会学进入中国以后,就与对农村社会问题的关切及基于农村社会现实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
基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独特现实,对农村社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本土化的特质。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杨敏看来,在对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坚持社会学本土化的学术指向是我国农村社会学的一贯基调。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对此表示认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社会学在中国一诞生就把农村调查作为基本关注点,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前辈学人在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为后来农村社会学研究基本方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经过研究,推出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本土特点的经典学术著作。
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农村社会学研究内容也日益广泛和深入。有学者表示,当代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考察,也有微观层面的探索,已经涉及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
杨敏认为,当代农村社会学研究者对农村社会变化给予了深入观察和追踪研究,涉及农民职业结构变化、农村新阶层的特点及影响、农村组织及其关系、农村基层组织分类、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等多个层面。
在徐勇看来,当前农村社会学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农村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建立,各高校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系统培养农村社会学人才。同时,在调查研究层面,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人类学个案调查,而是采用社会学量化研究的方法,进行规模化的数量分析。
虽然当下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但仍面临很多问题。在陆益龙看来,这突出表现在经验研究的过密化和理论范式的缺失。陆益龙坦言,目前很多研究只停留在直觉经验层面,简单地重复一般性的经验考察,没有进行理论的建构,对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贡献较少。
以“三农”问题的研究为例,陆益龙认为,当前“三农”问题成为农村社会学探讨的热点,学界在研究探讨“三农”问题时,较多地迎合现实的需要,而轻视了对学科范式的遵从;研究聚焦于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对策的探讨,从而忽视了科学地认识问题;过于强调应用,而忽略了学科的基础研究。 “有独创性的理论专著比较少。”徐勇告诉记者,现在农村社会学停留在两个层面:一是文本研究,深入持续地开展农村调查的少,纸上谈兵比较多;二是分类研究比较少,现在农村社会千差万别、复杂多样,应该更多地进行分类研究。在他看来,学界仍然存在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农村社会学研究还是应该立足于深度的社会调查,如此才能提炼、概括出中国自己的话语模式和学术范式。
加强对农村变化的跟踪
中国社会仍在持续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在持续推进。陆益龙用“后乡土中国”来描绘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在他看来,流动性是后乡土中国的典型表征。流动性不仅仅表现在乡城之间的空间位移,而且还包含职业、社会地位的流动性。
“后乡土中国”给农村社会学发展提出新课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杨敏认为,我们将目睹中国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城乡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学将再次面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在重新思考和探索过程中,有望摆脱西方社会学话语支配地位,构建起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叙事和话语体系。
谈及未来农村社会学的发展,陆益龙主张要扩展村庄研究范式,定性个案研究和定量社会调查研究要并行发展。他表示,当前村庄处于一种“大流动”状态中,研究视野应该进一步扩大,从对村庄的考察扩展到对农村乡镇和县域的经验考察,从对村庄结构与功能的综合性研究拓展到对农村基层生活共同体的专门性研究,同时需要结合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具体问题,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及跨学科研究中寻求范式的创新,进而对乡村社会现状加以全面的把握和理解。
“纵向的、跟踪性的研究特别重要。”徐勇表示,与传统农村社会相比,当前的农村社会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农村现实给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和机遇,研究最好要跟踪农村的变化。在他看来,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点,研究成果非常有局限性,只有跟踪研究农村的变化过程,看到农村社会变化趋势,掌握其中变化发展规律,才能预测农村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往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农村社会过去和现在的研究与阐释,未来跟踪预测方面需要加强。”徐勇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