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群哈佛大学的在校生开展了一项就业服务活动。他们定期召开会议，每次开会时会先向小组成员提供信息，大家根据这些信息去解决问题。接下来，他们不仅要评价小组任务是否完成，还要保持行动上的一致，等项目顺利结束后，还会开展一些集体活动来保证群体的团结。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鲁思·华莱士和英国艾莉森·沃尔夫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中举的例子。但是如果不交代背景，也许会很难想象这个事例居然是后来帕森斯发展AGIL模型的最初灵感来源。利用历史资料的丰富性和完备性做衬托，就会使得原本晦涩的理论模型更加生动、易懂。但大多数情况是，在学习西方理论时，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那些与理论相关但不属于理论内容的历史背景“剔除”。只知社会学理论，却不知它们缘何而来，成为理论学界的一种现象。
理论与历史背景脱节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什么提出价值中立？这要回到他当时所在的社会。20世纪初，韦伯为了回应当时经济学家间的争论，撰写了《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与施穆勒、罗雪尔等经济学家展开论战。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自杀论》中为什么与心理学家过不去？如果阅读过创立模仿律的法国心理学家塔尔德的论著，自然就理解了涂尔干的良苦用心。还有近代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为什么会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回飞镖效应”？假如了解了美国政府当时为了提高士兵士气，特意请到了知名导演拍摄了七部反映二战影片的背景，理解默顿发展论点的经验基础就变得十分容易。遗憾的是，我们知道了价值中立，掌握了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社会学方法准则，记住了“回飞镖效应”的四种情形，但是不知道在这些观点背后有那么丰富的历史细节。在不清楚这些理论背后的历史情况下，就直奔理论的主题，抛弃了经验基础或忽略了历史背景，得到的只是一些干巴巴的概念和理论。
理论体系缺乏整体构建
产生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过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科书重在介绍西方社会学家讲了什么内容。这对初涉西方理论的读者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领略不同流派的观点。然而，要完整地讲述理论产生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做更深入的功课。此外，这种介绍方式还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社会学方法传统中有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之争，尤其是前者将自然科学奉为圭臬。拿物理学来讲，我们在引进西方观点时重在掌握它的研究对象、方法与结论，而文化和区域因素在这里显得不怎么重要。照这样的思路下去，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也不必关注它背后的历史。这种研究立场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中西方社会的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花时间去介绍西方理论的产生过程显得多此一举。
然而，这样做却产生了不少麻烦。没有交代西方理论的历史背景，阅读起来感到晦涩；没有掌握西方理论的整体面貌，运用起来感到别扭。这样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理论，更不是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而是要提醒人们尝试换一种视角来重新阅读西方社会学理论，从原来广度上的宽泛介绍向现在深度上的纵向拓展，具体做法要因理论的不同情况来区别对待。例如以某位社会学家的观点为例，既要阐述这个观点与其他观点之间的联系，作者发表的论著是做这种研究的素材，又要挖掘这个观点背后的历史过程，作者的回忆录、日志和口头演讲中能提供这些资源。换言之，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知道了一些概念或思想，而是要将与它相关的其他资料一并掌握领会，这样才能还原理论的全貌。其实，社会学家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就对当时美国流行的理论教材的编写方法提出过含蓄的批评。他认为，逐一介绍每个社会学家的观点对于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贡献是很有限的，围绕社会学家的观点做科学史上的探索才更有价值。
论著变化体现历史化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西方理论论著的发展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就某位社会学家的生平简介和他的学术观点做全面介绍，不仅强调作者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而且注重探讨作者在什么条件下去发展理论体系。例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塔·格哈特撰写的《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成书背景的介绍让人耳目一新，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撰写的《默顿学术思想评传》也是一个典范。二是选编一些著名的论文和专著，并就这些文献的历史背景做更细致的说明，从更广泛的历史情境来重新解读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过程。上面这两种叙述手法已经不只是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而是从立体的角度去介绍观点产生的完整过程。当我们再去研读这些文献时，得到的就不只是理论陈述，还有它背后丰富的历史情境。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