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多灾多难。我关注性教育，仅仅是因为不想让我的孩子“吃二茬苦”。现在我们需要拿出我们原创性的东西来，贡献给这个时代，贡献给我们的后代，贡献给地球村。
在中国，最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各样的性知识普及读物就已经如水银泻地般地逐步遍布城乡了，现在更有了无穷无尽的网上性信息。因此，如果说现在的青少年的性知识还不够的话，那么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究竟是什么在阻碍着青少年去方便地、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些知识呢？
性教育是义务教育
为什么现在还需要课堂的性教育？因为，在当今中国，几乎一切课程都在拼命地“拔苗”和“填鸭”，唯有性教育例外。其实，对于性教育,我们大可不必谈虎色变，或许我们应该把重音放在“教育”这两个字上，而不再仅仅盯住那个“性”字。我认为，性教育也是义务教育，必须遵循义务教育的一般规律：
第一、所有的义务教育都是“超前”的，没有一个人直到造原子弹的时候才学数理化。所以，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直到青春期了，才开始接受性教育。
第二、所有的义务教育在当时都是“没用”的，但却非学不可。所以，没有到青春期的人也必须接受性教育，因为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提供“知识储备”，否则就会“书到用时方恨少”。
第三、所有的义务教育都是“强制”的，不但强制学生，也强制家长，还强制政府。因此，谁也不能拒绝实施或者逃避接受性教育。
第四、如果真教育，就必须激发学习者的需求和兴趣。所以，只有到学生们挤破门、瞪大眼、无拘无束自由讨论的地步，时下的一些所谓“课堂性教育”才不是在破坏教育。
第五，一切义务教育的“度”只有两个：1、政府希望后代成为什么样的人；2、被教育者能不能学得会。
谁来进行性教育？
许多人所说的性教育，其实主要是“正规”的，是国家实行的。可是，性教育为什么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或者说，国家究竟为什么要负责进行这样一个其实靠社会传播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
从最浅显的层次上来看，这不能不说是在当前中国依然非常浓厚的“国家崇拜”意识的产物。尽管“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多年，但是每当遇到具体的问题，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希望把责任统统推给国家，其实就是想“逃避自由”。再深入分析下去，我们不得不指出，大多数主张和推动性教育事业的人士，实际上仍然是按照“一元化”的思路来设计性教育的，就是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力量，在“性”这个领域里建立起某种单一话语的绝对霸权，而且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种希望与主流社会对于“灭火器”的急切需求不谋而合，于是终于在2002年促成了“正规”性教育的“闪亮登场”。
可是，无论什么具体内容的性教育，只要是“一元化”的，那么首先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操作障碍。例如：假设某个高中二年级的全体学生中，已经有5％的人发生过性行为，15％的人在恋爱，20％的人连最起码的性知识都没有，其余的人则是处于中间状态。那么，“正规”的性教育无论讲什么和不讲什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一部分学生认为是“超前”，另一部分学生则认为是“马后炮”，还有一些学生则如坠云中，甚至会有因此而“逆反”的学生。结症就在于：如果非要把性教育纳入目前的由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体制之中，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受众年龄与教育内容这两个方面拼命地达到“一刀切”，不得不忽视受众的任何个体差异与不同个体在发展中的多样可能性。
这个无解之结恰恰说明：性教育其实是最不适于“一元化”的，尤其不适于由国家来“集中领导、统筹安排”。中国的性教育推动者们，常常以西欧国家为例来呼吁“国家把性教育抓起来”，却不大提及两点事实：其一，美国的性教育实际上是由各个学校自己来决定是否进行以及如何进行的；其二，西欧诸国虽然是“国家推行性教育”，但是那些国家本身已经是多元化与多样化了，并不存在中国这样的“一元化”，就连产生“一元化”思想的社会基础都近乎荡然无存了。
这些，我们不是不能看到，而是不愿意看到。例如：中国的性教育工作者早在1985年就发现而且提出过：整齐划一的课堂性教育，效果远远不如一对一的具体咨询好。可是直到2002年，得到推动和受到欢呼的，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尤其是，已经开展得最广泛的、最容易使求助者获益的、实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已经切实地提高了中国人性知识水平的大众传媒的邮寄咨询和网站上的电子邮件咨询，不但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礼遇，反而还没有被承认为是性教育，甚至有可能由于“正规性教育”的开展而受到挤压和排斥。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传播方式很难符合国家控制的一元化的要求。
性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在主流社会看来，性教育的目标无疑是控制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性”，也就是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来使用。但是，这种“灭火器”的目标其实只是一个错觉。西方历史告诉我们：无论进行或者不进行性教育，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越轨”性行为发生率都在整个20世纪里攀升，而且居高不下。也就是说，所谓“性解放之火”，是由于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性教育作为其中一个并不那么重大的因素，既不能独自完成“灭火器”的使命，也不会全都发挥“助燃剂”的功效。性教育普及所改变的，只是增加了避孕套的使用率。所以，性教育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即帮助所有的个体，尤其是下一代，都尽可能多地获得“性福”。
在这个目标下，性教育的“受众”的权利与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想告诉青少年什么，而是青少年自己希望知道什么；不是如何讲授，而是如何讨论。
所以，任何一种性知识都不存在该不该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怎样才能讨论得最好的问题。同样，性教育也就不应该局限于“性知识”，更不是某种既存的性道德，而是着重培养人们在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而且是自主发展的能力。按照日本一些性教育实践的提法，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如何生活。
最基本的教育：性权利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国家的义务是保证这种权利得以实现，而不是相反。只不过目前中国的主流社会仍然不能承认这一点。
为什么不能承认性权利？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主流社会甚至不能承认青少年也是人。例如，主流社会总是把教育者比喻为“园丁”，也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修枝剪叶，结果被教育者就不得不变成任人宰割的草木。可是在学生感谢好老师的时候，却往往把他们比喻为“蜡烛”，强调了他们为了学生的发展利益而宁肯牺牲自己。这种“园丁思想”，从近期来看，来源于“文革”中达到顶峰的“接班人情结”，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打是亲、骂是爱”。当今主流社会，当然必须压制个人的独立自主的“性权利”，因为它意味着“不服天朝管”，更必须遏止任何在发展中出现的多元化或者多样化的苗头，因为它是“变质”，只不过这些都被叫做“未成年保护”与“性教育”而已。
因此，最近开始的“正规”性教育，对比过去是进步，套用现在是残缺，面对未来则是阻碍。性教育面对的是人，是青春。这些，我们牺牲不起，也没有权利去牺牲。
性的科学崇拜
在对于“正规性教育”的欢呼中，有一个词汇的“上镜率”奇高：科学。人们的言外之意大约有三层：其一，唯有灌输“科学”的性教育才能成为“正规”的；其二，“科学”能够解决性方面的一切问题；其三，“不科学”的就是异类。
但是，所谓“性科学”究竟是什么？尤其是，隐藏在“性科学”背后的是什么？真的有一种什么“科学”能够解释“性”甚至“引导”它吗？对于任何一个知道当今国际学术发展的人来说，这其实都是一个“知识与权力之关系”的问题。只不过它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具体化为：权力的具体运作方式正在由单边型向权威再向话语型过渡之中。因此“科学崇拜”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必经阶段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社会：刀耕火种与载人航天共存。结果，所谓“科学的性教育”一方面确实可以否定传统的“唯道德教育”和新近的“色情品教育”，因此我们一直为之鼓与呼，现在也为其实现而欢欣鼓舞。可是另一方面，它又确实在生产着新的神话与时尚，更加可能对广义的“新新人类”造成压抑与烦恼，因此又不能不使人担忧。
其实，如何看待“性方面的科学崇拜”，即使对于现今的青少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例如：当大男孩们看到百分之XX的男人在平均XX岁就开始以每月平均XX次的频率从事自慰（手淫）这样的“科学”信息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应该因为自己符合这一“规律”而沾沾自喜，或者由于“过度”或者“贫乏”而烦恼？无论目前的“正规”性教育讲不讲这样的“科学”，反正总有或多或少的青少年会知道的，也总是不得不面对“科学崇拜”这个现实。因此，“正规”性教育在这个方面并不是有待发展的问题，而是从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发展的问题。
除此之外，“科学崇拜”还有一个貌似毫不相干的产物：闭口不谈社会性别的问题。“正规”性教育仅仅在纯粹技术的层面上争论是否应该让男生和女生一起听课。可是，“性”与“性别”难道真的可以分开吗？男人与女人的“性差异”究竟是先天决定的本质，还是后天形成的文化建构？将来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性别越来越平等与选择自由的社会中的青少年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对方的“性”与社会性别问题？这些内容之所以还不可能被纳入正规性教育之中，并不仅仅是由于社会性别的空气在中国还非常稀薄，更主要的是因为这股气流仍然被“性的科学”所构筑的长城阻挡于外。
现在，中国的第二代独生子女已经开始出生，将来的1个青少年必须面对2个中年父母、4个老年祖父母。他们是更加顺从，还是更加逆反？尤其重要的是：每一个青少年都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异性长辈，从一出生就是单性别成长。全世界历史上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因此，从今天开始，如果性教育里面没有社会性别教育，那就是失职。
不能缺席的性的人权道德
在青少年中，以前是“激进分子”受到更大的压力，现在则换成“保守分子”了。例如，以前是“少女失贞，痛不欲生”，现在则是处女们不得不结成“贞操同盟”才敢出来表白自己。这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教育下一代应该如何适应一个多元社会的到来。
由于中国一直没有过多元化的社会，所以许多中国人总是更加痛切地感受到被压迫的痛苦，却没有机会感受到享有平等与自由的幸福，结果我们只会革命，不会建设；只会反抗，不可能学会如何平等、如何自由。只不过过去是“激进分子”在革命，而现在则是“保守分子”在反攻。
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再也不能按照“对与错”、“好与坏”这样的黑白对立的思想来看待世界了，尤其不能再允许任何人因为自己正确就拥有特权，就可以损害他人的权利。为了人类的多元平等的相处，我们必须提倡和推广“性方面的人权道德”，要给激进分子讲，也要给对立面讲。
这就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础（而不是“我正确所以我有权力管你”），以实现自己的性权利为动力（而不是盲从任何一种潮流），以不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为界限（而不是“我打你是为你好”），来处理一切与性有关的事务。
在性教育中增加这样的人权道德教育，是为了我们的后代更和谐相处。这就是建设，就是未来。■
作者简介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