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日子，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唱评当年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并对毛泽东出言不逊，说了他“可把我们害苦了”等语。此情此景被一位在场者秘密录制下来，并发到网上，遂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央视随之发表声明：毕福剑作为央视主持人，在此次网络视频中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表示要认真调查并依据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接着，毕福剑做了检讨，但仍被“下课”。下一步将会如何，尚不得而知。
对毕福剑事件及其处理，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一种意见是上纲上线，认为是政治问题，甚至将毕福剑视作敌对分子，要求严处；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是在私下场合个人的戏谑之言，无须进行过多的政治 “解读”， 不应无限上纲，小题大做。
笔者认为，毕福剑身为央视节目主持人，如果他在主持节目中信口开河，发表不当的言论，那么他就是滥用了自己的公职身份，是违反纪律的错误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相应的处罚。然而，毕福剑是在私下朋友聚餐中酒酣耳热之际说的些戏谑、调侃、近乎“段子”之类的话，显然应当另当别论。当然，毕福剑不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默默无名的普通人，他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作为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即使在私下的言论也是应当谨慎的，况且当时不是在自己的家里与家人的窃窃私语，而是在聚餐中，有不少人在场，自己发表的言论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些，毕福剑应当是清楚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对毕福剑不应当无限上纲，还是应当冷静、公正对待，作出恰当的处理，这样对党和国家都是有利的。
此事使我忽然想起七十多年前延安时期发生的一件往事：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等资料披露，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
此事在延安传开，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这话说得够“恶毒”的，竟敢诅咒毛主席！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惩处。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获知事后，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无独有偶，说来也巧，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非常悲痛，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在几天之内竟然连续发生两起咒骂毛泽东的事件，毛泽东听了心里当然难以平静。他是怎样思考、认识和对待咒骂自己的事情呢？
当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风趣地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见毛泽东并没有怒不可遏的样子，于是便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还说了些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
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
这两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下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减轻了，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
几年后，毛泽东还一直记着此事。1945年4、5月，他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先后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
另有资料记述，1943年春节，伍兰花把自己生产的粮食送给边区政府，当年被评为陕甘宁边区一等劳动模范。毛泽东得知当初骂他的农妇当上了劳动模范，很高兴地请伍兰花一块看春节秧歌表演。1951年，伍兰花作为劳动模范，从陕北的小山村来到北京，参加建国两周年进京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第三次见到毛主席。伍兰花握着毛泽东的大手，泪花落在胸前的奖章上。
重温这段往事，我心潮澎湃，辗转难眠。我想，如果毛泽东活着，听到毕福剑事件，他会怎样面对和处理？由于有毛泽东冷静、正确处理“咒骂事件”的前例，所以，我认为毛泽东也许不会对毕福剑痛下狠手，说不定仍然会以政治家大海般的胸怀，像对待伍兰花那样，请毕福剑到中南海会客室，心平气和地问他：“你为什么要骂我？我怎么把你们‘害苦了’？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当年陕北两位农民对毛泽东的诅咒以及对边区党和政府的谩骂比毕福剑说的“害苦了”严重、“恶毒”得多。即使如此，毛泽东不仅反对追究、惩处他们，反而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他还亲自与被保卫部门要判处死刑的伍兰花见面，促膝谈心，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并交代“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毕福剑只是在私下说了两句大不敬的话，毛泽东如果听了，像善待伍兰花一样善待毕福剑，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对我的此番想象，有朋友大不以为然，马上反驳我：“书生之见！此一时，彼一时，北京能与延安相比吗？”并举出文革期间“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例子。我说：“文革，那毕竟是非正常的时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