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社会学开始东渐中国。作为舶来品，不论其理论还是方法均植根于西方经验。如果奉行拿来主义，径直用西方的概念工具、理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不仅可能存有南橘北枳之弊，更有可能导致张冠李戴之误。因此，在译介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学中国化，成为横亘在早期社会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严复、孙本文、吴文藻等学者为社会学中国化破题开路，之后的学者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拓展。费孝通则是社会学中国化脉络中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于1947年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经过几代学者的引述、阐释、演绎和扩展，已然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
承继与拓展：差序格局提出的背景
在一定意义上，“差序格局”的提出是费孝通响应其师吴文藻倡导社会学中国化之结果。作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留美归来的吴文藻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的功能发挥和良性发展须摆脱移植、嫁接西方社会学的依附状态，走社会学中国化之路。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开宗明义地对“社会学中国化”做了阐释：“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在吴文藻看来，欲实现社会学中国化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社会学研究应植根于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现象而不是止于西方社会学的翻译和评介；二是研究者应具有本土眼光、独立意识和科学素养而非唯西方是瞻，食洋不化。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深深吸引了当时正在燕京大学求学的费孝通。
受吴文藻的影响，青年费孝通将“到实地去”视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在他看来，知识是对事物的认识，而事物是变动不居的，任何人类已有的知识都需要不停地修改和增添，故实地调查成了获得新知识和真知识的不二法门。崇奉实地调查的费孝通走进了广西大瑶山、江苏开弦弓村、云南禄村，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作品。在完成大瑶山、开弦弓的调查之后，费孝通逐渐意识到在进入实地之前，研究者应有一定的理论准备和研究假设，否则采集到的资料将是没有线索的凌乱堆积。遵循这一理念，以理论为指导的实地调查成了此后费孝通认识中国的基本路径。通过对理论与事实的“揉合”，费孝通超越了朴素经验和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概念或理论。《乡土中国》可谓是集大成者。在这本脍炙人口的著作中，费孝通创造性地提出“差序格局”概念，以之作为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概念工具。通过中西比较，费孝通发现西方的社会结构有如捆柴，把、扎、捆之间层次清晰、界限分明，此谓团体格局；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如石子击水，推出层层涟漪，越推越远、越推越薄，形成一个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乃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不仅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形象概括，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衍生的社会基础。在费孝通看来，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二者的差异也决定了中国现代性有其自身的逻辑。
对话与激活：差序格局提出的逻辑 应
当说，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理论与事实揉合一起”所获得的“新综合”。这种“新综合”隐含着较为复杂的内在逻辑。一言以蔽之，这个逻辑就是：以现代西方为他者，以对中国经验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双重解读为基础，在理论与经验连接、中西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实现概念的生成。所谓“以西方为他者”，是以现代西方的社会文化为理解中国的参照系，在二者比较中凸显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性和中国自身的特殊性。若欲深入理解和准确诠释这种差异性和特殊性则必须深入中西方的现实经验和文化传统中去观察、阅读、体悟和省思。从差序格局的提出来看，费孝通援引的思想资源不仅有孔子、孟子，也有滕尼斯、涂尔干，立足的经验基础不仅有大瑶山、开弦弓、禄村的调查，也有英国、美国的游访经历。
深谙西学的费孝通认为，西方学术的话语系统是西方之“名”与西方之“实”的统一，若将西方话语嫁接到中国经验之上，很可能是西方之“名”与中国之“实”相悖。因之，费孝通的概念创造旨在追求中国之“名”与“实”的统一。费孝通的观察发现，攀关系、讲交情、轻公德、重位序等现象司空见惯，而现象背后则隐匿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道德系统。横向的具有伸缩性的“差”与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编织了中国人的关系网络和纲常秩序，相伴而生的是以“差”、“序”为经纬的道德系统。费孝通以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差”和“序”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衍生的道德系统予以概括和阐释，不仅激活了中国文化传统而且实现了新的创造。事实上，西方社会学抑或中国传统学术中均无一个既定的名词可以有效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从费孝通的论述看，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绝非生硬的捏造、简单的比附，而是一个经过西学系统训练、有着国学根基且经过大量实地调查的学者发挥社会学想象力所做出的学术超越。它的提出拓展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社会学的话语空间。
反思与超越：面对费孝通的学术遗产
差序格局提出后，在社会学界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尤其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在解释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社会运行、规则运作、政治生态等问题上，差序格局成为难以绕开的理论资源。在差序格局经典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在研究机构、经费投入、从业人员、学术论著的数量上快速增长、蔚为可观。然则，中国社会学“量”的繁荣终究难掩“质”的危机。时至今日，中国学术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概念学术”的迷思，许多研究者将提出一个概念视为学术创新的标识。在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中，我们尚难看到有哪个新概念能像差序格局那样有着极强的历史洞察力、现实解释力和学术生命力。大多概念沦为昙花一现或孤芳自赏。同时，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部分研究成果或沦为变相的舶来品或浸渍着浓厚的排他主义。在倡导大国学术方兴未艾的今天，也许我们应该沉潜深思：何以在差序格局提出之后的60多年间，中国社会学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上并无实质性突破？如何跨越差序格局这个里程碑，在经验与理论的持续对话中超越传统、再造新知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学中国化？重返费孝通，我们从其学术遗产中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