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是个人物”。
这是我读了王朔的《无知者无畏》之后的感受。事情起因是，一位朋友要编一本王朔的书，想让我写点儿意见，把这本书给我作参考。可是读完此书后，反而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了，预先的疑问和想到的一些话头都被王朔在书里说完了。因此，不能不慨叹王朔的聪明，他了解读者的心态和他们想知道的是什么，难怪此书一开版就能印到20万册。事情至此，本来文章可以不写了，可是这位朋友不答应。于是，只得勉为其难，谈一点儿《无知者无畏》所涉及到的前几年关于大众文化、人文精神和王朔论争中的敏感问题，也很有意思，其中也可以看到王朔本人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解答。过去媒体所哄传王朔的“狂话”不过是他走马 灯似的接待和利用记者所搞的“商业操作”(《无知者无畏》中所写“真心话”也未必毫无“商业操作”之意)，其目的就是诱发人们对他作品的阅读欲望。
说王朔
自80年代王朔作品问世以来他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特别会利用自己的有争议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王朔知道争议的价值，特别是当这些争议无伤大雅、又能挑起广大公众的关注兴趣时，它就具备了商业价值(通俗些说就是它值钱)。它不仅能给王朔、而且也能给大小媒体带来众多的利益。这些早已被王朔看透，所以来了一个先声夺人，在隐居了几年以后他突然抛出一本《无知者无畏》，就是要把别人要说的话先说了出来，把读者的兴趣都引到自己方面来，很坦诚地向公众把自己的来历、生活、想法、价值观念、创作以及创作师法对象一伍一十地抖落出来。当然，这坦诚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旁人尽可置喙。但就我这个老北京来看，他的叙述是符合生活逻辑的。远比前几年他接待记者时所“放的狂话”要严肃得多，认真得多。
在谈到自己作品的风格时，王朔指出，有人常把他与老舍相提关论，说是属于“京味儿”作家，他说这种比较是“愚蠢的”。老舍所用的语言和所反映的生活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而他是1949年后住在北京复兴门、阜成门外的“北京移民”，用他的话说：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后，新生的中央政权挟众而来，北京变成像纽约那样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这移民的数字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移民组成的……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的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惟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寻。毛临死时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谁也没有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
王朔曾说有人怀疑他“来路不明”，这里他把自己的来路和所接受的革命文化传统交待得明明白白，毫无隐讳。他还进一步告诉读者：“我认为自己是从那儿出身的，一身习气莫不源于此。到今天我仍然感到那个地方的旧风气在我性格中打上的烙印，一遇到事，那些东西就从骨子里往外冒。”王朔说得很实在，作为老北京我可以证实这一点。解放前，复兴门、阜成门外是一片农田、菜园和坟地，40年代末，新进城来接收旧北平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在这里盖了许多大院以安顿自己和家属。这些干部入城之初也受到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教导，但其身份与本地住民不同，居住在一个院子或相近的院落，自然是彼此往来最多，也最熟悉；他们利害相关，自然要互相照应。这个社会存在的力量远大于说教，必然会注入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的孩子在“文革”前也自成圈子，上学时也有只收干部子弟的寄宿学校(如“八一”、“育英”等)，与外界很少交往。他们自然有其独特的心态，有优越感是必然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与一般市民有很大差别，这些在1957年以后到70年代，尤为明显。对此，王朔也有意识：
我觉得，像我，从小，有一种傻逼优越感，实际上后来发现，其实屁都不是。在这个国家，完全你处在一个，没你丫什么事，在里头，你纯是跟着哄。
这段话是口语实录，有些地方似乎语意不清，但是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说小时候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实际上只是个“跟着哄”的芸芸众生。然而，王朔要出人头地的意识特别强，才去搞文学，写小说挣钱，可见，最初也不像他后来说的那么潇洒，是“玩文学”。我想，王朔那种不被重视的感觉可能产生于80年代初，实际再过一些时日，到了80年代中叶以后，在王朔口中那些“屁都不是”的，有不少被选为“第三梯队”，准备接班当官；更多的是下海捞钱，凭着他们的关系，轻而易举地发了财，成为中国第一批“大款”，当然，其中也有个机遇和个人能力的问题，也有白折腾一番的。
王朔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来历述说清楚，大半与他对有些“批评文字”中说他是“痞子”有关。恕我孤陋寡闻，五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使用“痞子”与“痞子文学”这类概念，除了对王朔外似乎还没有第二例。王朔说最初“痞子”这个词是激怒了他的，那时因为他认为“痞子”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因而也就是“穷人”。这对他的优越感是个摧辱，“直到十年以后才反映过来这是一个文化称谓”，而且，他还认为其作品“真正有价值的就是那中间的痞子精神”。这些年王朔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专称，这给他带来了许多商业利益，因为正统的东西不吃香了，所以不被主流意识所认同的“痞子精神”，反而使得读者大众好奇。王朔也在反省，为什么自己被一些论者称作“痞子”?除了他爱使用流行于街头巷尾的“痞化语言”之外，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倾向上有着明显的“不管不顾”和从不死硬地坚持什么的特征。这都是大悖于老传统和新传统的，是为人们看不惯的。经过了十多年的修炼，王朔有些悟到，中国主流社会的传统也是非规范的一面，统治者道貌岸然所强调的规范，不过是人们假装出来而要别人遵行的而已。王朔认为作为“痞子”的对立面是伪君子、卫道士，他们对于文化和文学的规范都靠不住，这种假规范与“痞子”的非规范实际上没多大差别，后者还多了几分真诚。批评家们老说王朔小说中的“顽主”(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70年代初，流行于“玩闹”的孩子中，“顽主”似乎比“玩闹”高了一级。比如“玩闹”是一般打擂的，“顽主”就是“擂主”)类型的人物是“痞子”，似乎很难坐实，因为他们也没像《水浒传》中牛二那样为害一方，成为地方的蠹虫。而王朔对这些形象颇为钟爱，用他话说“顽主”们是“社会主义新人”，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人物，就其产生的时间和空间来看王朔的话是很难反驳的。
当政治的优越感逐渐消失了，“贵族精神”又没有培养出来，发现家里也只有“50年代配给的笨重的木家具”，而其他阶层的人们都在奋力挣钱，这对“大院儿”里的第二代们是个很大的刺激。王朔也说“赶上现在，后来就，你可以靠自个儿活着，你说你怎么证明呢?那你必须，肯定挣钱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我不能比你没钱，钱其实能给人带来很大自尊。”这大约是许多人心中所想的，但是谁也不肯像王朔说得这样坦率，起码在我们那代人是这样。
当然，这叙述里也许有故意贬损自己的成分在内。自我贬抑，也是王朔小说和言论里很显眼的一个特点，有人说这也是“痞气”的一种表现。王朔说，这是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学来的。
付绪文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有点拿人不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不管说谁说什么先把自己垫脚底下，踩着自己说话，所以无论他的话怎么过分，别人也不好说什么，这倒也获得一种自由表达的特权。
似乎这与阿Q的“自轻自贱”有点儿关系，但了解北京传统的人都知道，老北京也出这类人。他们能言善辩，很会损人，但他们也不放过自己，说别人时先把自己饶上。至于吃“开口饭”的艺人们更是如此，他们谦和，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但是，对损害他们利益的人，他们会用极刻毒的语言报复。王朔的尖刻毕竟还没有流于市井，停留在文字表达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之所以如此，正如他多次说的自己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是憋了一肚子气来的。
关于知识分子
评论界对王朔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我也属于这一代)的搞社科、人文研究教学和从事文艺创作的知识分子多不恭之词。《无知者无畏》也用调侃的口吻写道：
“精神贵族”这个词，大家都往自己脑袋上套，其实包括他们自己好多人只不过是“精神资产阶级”。贵族是什么?是躲在家里，凡人不理，不追求进步，专做历史潮流的反动分子的那种人。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大伙指道，专门攒出一个词管自己叫“知识分子”并小心翼翼地解释“这就是社会良心”的，都是资产阶级兴起时的做派。……“精神资产阶级”是赚来的，上学，头悬梁锥刺骨，学别人的书听别的人话照别人的指示办事，一猛子扎好几十年，最后把人家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了。我在这儿先就一刀切了，凡是念过大学的，都算。
对于头几年人文精神讨论中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表现王朔说得十分刻薄：
这大都是没放过洋的，一辈子窝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学问也没个正经学问，倒霉的事，一件没拉，上头赶不上那些民国老人，下头这批留学归来的小的又踢着屁股撵上来，虽有一群门下弟子环绕吹捧，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还是不靠谱，净剩着急了。这些人对中国文人这些年先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制，后被市场经济所压生存空间越来越窘困，感受最切肤，也不敢犯上，一腔怒火都喷向所谓市场经济大潮兴起的拜金主义，具体到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就是“人文精神丧失”和“躲避崇高”，就是“媚俗说”，“投降说”。
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地位等问题我也想过，何况我也是60年代大学毕业生又在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工作。李泽厚在70年代谈到40年代到60年代知识分子特点时用七个字来概括：“知识少而忏悔多”，并讲到这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外力和内力的压力下形成的。当时，我读到这些文字时，不由得引起内心的激荡，但细一想，李泽厚所言不诬。不论从知识结构和作人原则，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不如“民国老人”的，当然，这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关于“社会良心”这一点，所谓“社会良心”与古代的游侠有一致之处，他们是社会正义的承担者，对主流社会抱疏离态度。具体说来他们敢于为处于弱势群体的人们讲话，不计个人得失；他们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此而献身。
几十年了，主流舆论也很强调讲真理、反潮流，可是细细想一想，5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包括“民国老人”，安稳地活到现今的哪一个敢说自己一直充当着“社会良心”呢?公开不为当时主流舆论所认同的知识分子顶多不过数十位。陈寅恪、钱钟书等可以说是“狷者”，他们洁身自好，有所不为，但也没有为老百姓说过什么。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被批判、在报刊上反复答辩不肯认错的只有周谷城、李平心二位。周在“时代精神汇合论”这个问题上与姚文元等一群人反复争辩，决不认错，周老先生可能仗着自己与毛泽东同乡同学，关系特殊，有恃而无恐，可见当时即使竟敢大肆张扬作反批评的“情景喜剧”也有“指挥刀”保护作为背景。真正为弱势群体说话的而遭到主流舆论批判的似乎只有梁漱溟、马寅初二位。梁先生有点文人士大夫气质，大约他想作“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人物。1955年，他在国务会议上所说的“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虽然用词过激了些，但他说的大致上符合实际，其用心也与他一贯关心乡村建设有关，并有些“谏君之失”用意。毛泽东勃然大怒，因为他认为没有人比他更懂得中国农民了，对梁痛加斥责，几近于骂。更令人寒心的是那些参加国务会议的高级干部(也包括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和“民国老人”)把要上讲台一披自己的耿耿之心的梁漱溟硬是轰了下来。
大约古代忠直的谏臣也不会受到这等“待遇”。
马寅初是新派知识分子，是个只认学理、只认真理，不认权势的人。解放前，他这样，被蒋介石迫害，共产党看了很高兴，支持这位真正的同盟者；解放后，他仍然这样。1956年他发表《新人口论》不仅仅是为了探求真理，更重要是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负责。但《新人口论》中的主张与毛主席的观点不同，马又不肯改变当年的风骨，用毛的话说那种态度“只能用来对待敌人，不能用来对待人民”，于是他便召来“人民”—也包括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的一片批判与谩骂。马寅初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批判，坚定地说，我虽八十老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管现在有谁说当时马先生有多少“同情者”，可是，我所看到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文字。时过四十年，有些批判文字以其强词夺理仍使我记忆犹新，例如马提出目前我们不是人口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批判者说，你说中国人质量不高，这是对伟大中国人民的诬蔑，他们曾经推翻“三座大山”。
其实我们这些以“耍笔杆”(王朔称为“码字儿”)为生的人都脱不了“知识分子”这个名号，上面那些话是想让大家清醒些。王朔这次也不再矫情地称自己是“手工业工人”了，他坦率地说：“不管知识分子对我多么排斥，强调我的知识结构、人品德行以至来历去向和他们的云泥之别，但是，对不起，我还是你们中间的一员，至多是比较糟糕的那一种。我们的不同只是表面姿态的不同，时间久了，等咱们都老了，你会发现咱们其实一直是一伙，手心手背的区别，所谓痞子，也是文痞，古已有之，今后也不会绝种，咱们之间打的那些架，都叫窝里斗。”当然这里或许有些拖人下水之嫌。在另一处他则说得较为诚恳：“我想说的是我在多年的写作中已经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变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无可奈何。”
关于金庸
媒体炒得最热的是王朔谈金庸，其实王朔对金庸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对一般武侠小说的认识。像他所说的金庸小说缺少生活真实：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
这些不是来自生活的人物必然在作者支配下任意行动，常常违背常理常情。这些毛病新旧武侠小说都有，就总体上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不是最严重的。王朔说中金庸、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毛病的是：
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指小说中的武侠)的暴行戴上爱国主义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越是庙里的和尚越假正经，每动手前必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比之金老怪那种公然行凶的恶人还要令人反胃。金先生大约是纯为娱乐大众写的这类读物，若要你负起教化民众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脸上苦苦贴金?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
这种把文艺的教化作用摆在第一位的做法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近几十年来的一元化价值观把这个传统推到极端。已故的王小波在一篇杂文中说，连个耍猴的，都要讲一通他的“艺术”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那么武侠小说打打杀杀是“爱国主义”也就不奇怪了。这种习惯本来风行于内地作家，对香港左派作家也有影响，梁羽生、金庸等都属于左派(金庸后来有所变化)，所以在这两位的作品中有“大帽子”的情形较其它作品中严重得多。
我80年代开始接触金庸小说，觉得他的武侠小说与旧式武侠小说不同。有三点给我留的印象最深。一，金庸立意写“人情”，想把武侠小说写成“人情小说”，但他把人间的爱和恨都推到了极端，甚至弄到不近人情的地步。金庸迷恋所谓的“至性至情”，但也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搞得太荒诞离奇。二，金庸小说中有极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凡是读过的，常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知识。三，对内地读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说对“文革”荒谬政治现象的揭露与批判，这是通过讲述荒诞的武侠故事实现的。80年代初，粉碎“四人帮”不久，有目共睹的事情还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大家都缄口不言。这时金庸的武侠小说半公开地流入内地，这种光怪陆离的作品，一下子便点燃了人们的阅读热情。可以想见，金庸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等小说中对武侠宗派斗争、宫廷斗争，以及各种游民团体的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斗争和各种阴谋诡计的描写会给读者带来多么大刺激。许多看似作者信笔写来的人物和情节都有其政治功能，这是多年来内地非现实题材的作家都要规避的“巧相弹射”(王船山语)的笔法，免得被罗织罪名。而金庸一些武侠小说写法与内地作者不同，他不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还生怕读者看不懂，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可与现实生活里的人物对号入座，并用戏谑的笔法，把“文革”中政治生活、甚至语言演义到荒谬的小说题材中去，富于幽默感。我想金庸小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种年龄段的读者和不同社会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喜爱，其政治性是个重要的原因，。回忆邓小平同志“文革”时遭遇的文章中提到，小平下放江西之时曾有一部金庸的小说为他消愁破闷。我想小平同志更感兴趣的也许就是这些小说里曲折反映的文革的荒谬现象产生了兴趣。
初读金庸小说时，我也是赞不绝口，但十多年后，当我在90年代研究游民与游民文化这个课题、撰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时，再读金庸小说就没有当初的那种兴味了，甚至有点读不下去的感觉。我想能够进入经典的作品，应该是百读不厌的。
至于王朔说的不可理喻的“义和团倾向”是国人研究问题、探讨真理的最大障碍。人们遇到了不同意见，不是讲道理，而是意气用事，党同伐异，暴民意识高涨，实施语言暴力，似乎只有压倒对方、或吃掉对方才能了事，而不肯宽容，更不肯想一想，对方是不是也有合理的成分可资借鉴。多少年来，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争论到头来往往还是一笔糊涂账、烂账，可资展览的是对骂的文字，很难促进思想的进步与提高。王朔论金庸文字在久已阒寂的文坛，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希望多看到一些讲理的文字。文章已经写得很长了，就此打住。其实《无知无畏》一书中可供议一议的材料还有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