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的政协会议上，王蒙和魏明伦两位先生对近年荧屏上热播的帝王电视剧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刻意吹捧专制帝王的所谓“正剧”，其实比以前港台所谓的“戏说帝王”遗毒更甚，危害更大。但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却表明以权谋为主要佐料的帝王剧，受到了社会上下广泛的追捧与欣赏，具有非常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支持。而这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基础，就是我们社会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与“权谋政治”。
“斯人也而有斯疾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就会培养出什么样欣赏偏好的民众，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文化现实。站在文化价值与社会公正的立场上，你也许可以对帝王权谋影视有所批评与保留，但站在商业的立场上，我们却不能对这些影视剧的编导创作者有所谴责与苛求，有需求就有供给，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一个称职的投资者和商人基本的生存素养。因此，在商业技术操作的层面上，即使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应该给他们以商人式的尊重，而不是在文化意识思考的层面上，给他们文化式的敬佩。作为商人，你应该赞赏他们；作为文人，你也有理由蔑视他们，只是你不能随意宰制他们，但王、魏二先生显然有用政治手段宰制帝王影视剧的倾向，否则就犯不着到政协会议上去说这个事儿，只能采用文艺批评的方式来促使民众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不再欣赏这类影视剧，因此，这种做法恰恰又落入到“用权谋手段反对权谋文化”的逻辑陷阱之中。
你不得不承认，制作了《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以及《汉武大帝》的这批影视制作群体，是当今中国影视行业最具有市场眼光和运作技巧的优秀代表。尤其是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制作群体，不仅在创作艺术和策划制作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在文化思想方面也有重要的创新。那是一批从文化意识、审美风格和艺术创作等许多方面让人由衷敬佩的杰出的创作群体，后来虽然因政治禁播而草草收场，但那个群体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有理由为自己的参与而自豪，虽然他们一定在商业上遭受了惨重损失。
最奇怪的现实悖论在于，我们大多数人所景仰和崇尚的权谋文化与权谋政治，正在与我们所奉行的市场经济发生着越来越多的本质性冲突。对中西方文化历史和生存方式的考察，也许可以表明“权谋文化与权谋政治，在表象和浅近层面上是最相似和贴近市场经济的，但在深刻层面和本质上与现代市场经济却是水火不相容的”。历史和现实都将极其可怕地证明：在权谋文化主导下的未来中国市场经济，将可能堕落成世界上最混乱、最丑恶、最残暴、最野蛮和最没有理性与人性的原始市场经济！
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是一种在民主政治监护下，以经济理性与科技理性为主导，以人文理性为前提，具有相当的制度稳定性和波动连续性的均衡博弈经济，它也是一种以抽象理性为主导而又兼容了非理性与不确定性的自由混合经济。这是西方文化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综合作用下，依靠逻辑理性经过长期历史演进而内生出来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异的文明产物。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先祖，因着不同的文化路径与思维方式，引导着他们的子民，采用不同的生活方式延续和发展着自己的文明，并取得了不同的文明成就。
历史事实表明，最少在17世纪以前，中国人依靠自己独特的中华文化引导，成就了当时世界上平均生活水准和技术水平最高的文明。以儒家为主、以道、法、佛家为辅的中华文化，成为当时最圆熟也最值得称道的文明模式。“权谋文化”和“权谋政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就象“中国早在14世纪就已经具备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技术条件，但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的“李约瑟难题”一样，“中国在北宋时期的国内货物贸易量已经完全在世界上领先，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之谜”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中国历史悠久的权谋文化，是一个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社会生存本能。从出生的那天起，所有人都无一例外的浸淫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从小到大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分别扮演着互相矛盾的奇怪角色，一方面家庭教育和社会现实给我们养成了“见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权谋心理，另一方面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全部目的却在于要求我们“听话” 听父母的话、老师的话、党和领导的话。一个原本活生生的人，在这种互相矛盾的教育传统下，在人格精神层面从小就被扭曲、塑造和强制适应着，双重人格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普遍存在却并不会引发心理危机。权诈和权谋文化不仅成为一种不断被批量复制的人格精神，同时还作为一种上升到伦理审美层面的“智慧之花”而成为社会衡量成功的标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下，《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以及《汉武大帝》被如此众多的人们所欣赏、激赏乃至学习、模仿，才成为社会心理最真实最合理的反映。
即使是现今中国社会成功人士参禅悟道式的文化追求，也依然带着浓重的权谋文化和权谋政治痕迹；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社会的基层职员、职业经理人以及中小官吏等各个阶层，都普遍存在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权谋行为。在他们或唯唯诺诺或狐假虎威的表演中，同样普遍地渗透着机巧的权谋心理、权谋技巧和权谋手段。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发端于西方的“人力资本”很快就会演变成为出工不出力的“人力成本” ，“知识经济”很快就会演变为“权力经济”与巧取豪夺的代用品和遮羞布，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政治”则会进一步蜕变成现代化的“权谋政治”。
“以权谋私”与“以权谋党(结党营私的小集团)”以及前仆后继屡禁不绝的大面积腐败，其实有着相当广泛和深厚的权谋文化土壤。在官场上的收受贿赂与商场上的收取回扣，不仅基于同样的文化基础，而且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文化默契。在这种文化心态下，绝大多数咬牙切齿极端痛恨以权谋私和腐败官员的人，更多的只是出于“欲谋私而不可得”的嫉妒式泄愤，而不是基于对公正原则的信仰和公正程序的遵守和维护。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所有人都只希望他人诚实守信和循规蹈矩，而自己却企图独享投机取巧和随心所欲的便利与实惠；于是，投机取巧拟象转化为“知识经济”，随心所欲觑巧变换为“大胆创新”；而实际情况只能是整个社会在一种文化默契与共谋下，越来越走向混乱和无序，最终可能酿致社会崩溃。
民国初年的短期经济发展在乱世枭雄和权谋里手袁世凯翻云覆雨的操弄下，终于走向军阀混战。而按照梁漱溟先生的分析，所有军阀的理念都是反军阀的，因为每个军阀都自认为是“承天命”的真名天子，而其它和自己作对的人，才是应该天诛地灭的军阀。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与社会操作理念，以及最基本的人权观念，而是权谋文化与权谋政治的尔虞我诈、纵横捭阖与鸡鸣狗盗的操作技术。
在西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观照下，可以明确感受到我们历史悠久的“权谋文化”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无原则，即缺乏西方文化基于一神教信仰基础上的“实体正义”，这就潜藏着缺乏信仰依据引导从而导致实体价值幻灭的可能性；二是无规则，即缺乏西方文化基于契约和逻辑理性基础上的“程序正义”，这又潜藏着缺乏理性操作基础从而导致实际行为失据与失序的可能性。
权谋文化的最高结晶是“权谋政治”，这是一种以儒家的道义教化为表，以道家和法家手段为里的君主专制统治体系(更早的渊源其实在周公和姜太公那里就已经成形了)，但传统君主专制下权谋政治的有效运作，则依赖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君权具有覆盖一切权利的绝对性和独裁性；二是统治者信息的垄断性与被统治者信息的绝对不对称性。因此，中国式的君主专制，在制度操作上是按照“礼义”来安排权力和秩序的，在伦理规则上则是按照“仁义”来表述公正与次序的。这二者虽然分别拟象相当于西方文化的实体公正与规则公正，但其实根本没有基于抽象理性基础上相互联系的刚性支持，甚至在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与扭结的。它的政治权威是建立在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本公理和自然人性的基础之上。在礼序层级的高层级统治者那里，检验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标准，仅在于低层级是否服从高层级的个人意志，是否听话，而不在于是否符合公理与公义。高层级官员更在乎低层级官吏是否“犯上”，而不在意他是否公正廉明，所谓“不怕官贪，就怕官反”。
因而，历代维护君主专制有效性的手段，通常都会在强化个人崇拜与禁锢思想和强化教化、封锁消息以及其它刻意制造信息不对称的方面下功夫。而专制统治的效率高低，却通常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便利程度成反比，因为为了任何个人无边界无节制的便利，一定是以损害所有其它人的共同便利为代价的。明君圣主与暴君庸主的差别，在于前者还能遵从内圣外王的基本公理和人性约束，而后者只以君主个人喜好为标准。唐太宗李世民心有所忌，巧取豪夺争得统治权，机缘凑巧成为一代英主，隋炀帝杨广横征暴敛，修建运河连通五大水系，统治效率不可谓不高，却只能成为暴君与庸主。
实际上，在权谋文化和权谋政治中，从上到下的任何个人和利益集团都不能取得对外的竞争优势。它的领导者在内得不到真正支持，在外得不到真实信息，在下得不到真心拥戴，却同时要对内承担全部责任，对外承担全部压力，对下承担全部义务。因此，领导人常常被置于绝对孤独或绝对虚妄的境地，下属则被置于绝对流俗与绝对卑微的地位，从而使整个团体陷于一种互相制约、内耗、低水平的“权谋陷阱”之中不能自拔。特别是当其面临强力竞争者时，他的生存危机就会全面显露出来。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苦难历史，就是这种权谋文化逻辑的真实写照。
权谋文化与权谋政治的伦理文化安排，只能在现实社会中，不断滋生和强化权谋文化与权谋政治这种既带有生存智慧又不乏伦理依据的东西，并成为每个人必需的基本生存技能。于是，“人治”统摄“法治”、“圣意”覆盖“原则”、“机巧”取代“规则”、“人言”胜过“公理”、“面子”替代“尊严”、“潜规则”压倒“显规则”、“脾气”代表“权威”等等在西方文化看来非常不合逻辑理性、也不能得到民众认同的现象，在权谋文化中就演化成为既符合拟象理性教义，而且也符合民众生存习惯的顺理成章的制度。
其实，大一统的小农帝国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边界君权，而没有欧洲的封建式“贵族权利”、“领地自治权”及其依据传统衍生的现代“地方自治权”和“天赋人权”等基本权利。甚至连作为基本生存基础的土地所有权，也并不是欧洲式可以对抗其它一切权力的、具有完全排他性的完整的土地私有权，除了每个人基本的生存权受到一点“人命关天”观念和“爱民如子”式的道义软约束之外，具有绝对性和独裁性的无边界无约束君权，一直是高于并无限覆盖所有“私有权利”的独裁权力。这是“权谋文化”和“权谋政治”在社会生活和经济领域的直接反映。
在中国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也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个欧洲式的封建社会，即使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诸侯分封制，其内涵也决不等同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更不存在任何与之相应的君权与民权、贵族与平民的法治等级差别与明确的权利分界。目前我们所接受的主流历史观，大都是“西风东渐”之后，比照西方历史拟象式自我描摹与套用的“西方化中国历史”，其中为害最深的是由郭沫若先生阐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时间上拟象推扩并为官方钦定的“西方式”中国历史分期。这样的历史分期，除了让解放后培养起来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多数知识分子，迄今还在莫名其妙地批评中国人的所谓“封建观念”之外，更以为中国的历史和未来都能够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无条件地进行无缝对接。从而不仅在知识层面上全面崇拜和沿袭西方，而且在历史情感和文化价值取向甚至一切方面，都力图“先见性”地直接成为西方的翻版。
无条件地模仿西方被无条件地认为是“追求真理和社会进步”，却根本没有注意到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与对接问题。许多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关注到采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逻辑分析的文化和历史前提，更没有基于本土现实基础上的深入分析。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无条件因循式的纸面理论推演，
却常常被社会主流看成是最符合历史进步的“真理性”主张。
这种奇怪的历史文化扭结，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非常奇妙的景观：一方面是一批令人尊敬的杰出宏观经济学家，在制度设计上竭尽全力倡导西方文明造就的股份制和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是中国最杰出的一流企业家(极端的例子是河南南街村的村长)却在真心诚意地崇拜和模仿毛泽东、曾国藩和胡雪岩。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也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年GDP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是如何在宏观制度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情况下，促成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还在一厢情愿地期望再继续20年的直线式高增长？对于权谋文化与权谋政治的深入分析和思考，也许有助于从文化层面理解这个困扰世界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我们能够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给予足够的理解与容谅，也能对一些优秀企业家给予充分的尊重与谅解，他们也的确是中国在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杰。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充分尊重他们的才智、事功与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诘问：你们倡导制度建设的文化根基在哪里？你们聚集企业价值的理性依据又在哪里？你们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又在哪里？！
在权谋文化和权谋政治的长期主宰下，中国文化传统中严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三种理性精神，即经济理性、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也缺乏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市民社会基础。前者导致中国近现代商业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权观念无法深化，后者则导致中国近现代社会组织与权利意识的不发达。小农社会的权谋文化传统明显不同于古希腊城邦制的商业文化传统，在“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下很难形成稳定的商业扩展机制，在权谋政治下则很难形成稳定的政治合作机制。所以，原本就缺乏商业组织能力与政治均衡机制的现代中国，不得不在民间组织文化与民主政治基础双重不发达的前提下，在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方面，仓促构建一种貌合神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企业围观运营方面，匆忙模仿一种似是而非的“权谋政治企业文化”。不可否认，这样的社会安排，无论在宏观经济发展还是在微观企业发展方面，短期内都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就。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权谋安排根本缺乏在理性基础上长期延续的制度稳定性与组织稳定性，从而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变得无法预期。
我们目前急待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与对接问题。权谋文化在具体技术操作层面，也许有它的实用性与合理性，但在社会与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层面，却绝对不能再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和持久增长，必须仰赖于全国民众从上到下的长期商业文化启蒙与民主权利启蒙，而不可能再是任何全知全能的明君圣主政府的政策性设计、规划、恩赐与操纵。
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政府，为中国文化(包括权谋文化)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对接做出了第一次努力，在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族企业家，如张謇、荣氏(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周学熙、虞洽卿、周传民等，通过不懈努力，促成了民国时期两次高速经济增长，第一次增长被军阀混战所打断，第二次增长被日本侵华战争所终结，并最终于1949年以国民政府的被推翻，而宣告现代中国与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对接全面失败。从1984年正式开始的市场导向性改革是现代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的第二次对接，这样的高速增长除了1989和1990年短暂的低迷之外，几乎已经延续了20多年，下一个10年或20年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的社会生存环境与企业经营实务又能有什么样的改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