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在网上贴出文章《中国社会需要一致的是非观》，写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是非观。”我们判断问题，通过比较得出认知，如何认识历史，应当有怎样的观点……等等都和这个题目有关。茅先生是我敬仰的学者，这里希望作为他的学生，交上一份“作业”。
茅先生说的很对，世界所有战争和混乱都是和没有“一致的是非观”有关，而社会的文明有序首先要以“一致的是非观”作为基础。世界文明史数千年，人早就摆脱动物界而建立了人类社会，这些都说明这个世界是存在着“一致的是非观”，也就是共同的“价值观”。但长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宣传使不少人否认这一点，而是说“价值观”是有阶级性，这种论调是极荒谬的，实际上就是宣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否认人类的文明发展。吃尽了“阶级斗争”苦头的中国人是应当认真思考一下，否则真是要万劫不复了。
人们都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始，认为西方传入的“民主”和“科学”是引起中国巨变的“催化剂”。“民主”和“科学”给西方社会文明带来极大发展，而为什么近百年中国战乱、混乱一个接一个呢？“民主”和“科学”都是在人类具有的共同“是非观”的基础之上的理念，而我们自恃是“文明古国”不屑于重视这基础的东西，才形成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尴尬局面，正因为没有认识到基本“是非观”的重要，至今为一些历史问题争论不休，甚至有回到混乱时代的趋势。
我们崇尚“科学”，引进“科学”，最重要的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讨论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科学”就是西方提倡的以形式逻辑作为辩论问题的基础而形成的理论方法，这是科学思维方法上的基本“是非观”。“科学”并不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唯一方法，例如宗教思维就和“科学”无关，很多个人的情感问题也和“科学”没什么关系。但我们要用语言记录现实世界，要预测事物的发展，要互相交换“思维”，要得出“对、错”的结论，要建立“法治”社会，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必须一致（例如法律条文、契约等）……，在这诸多的人与人相互联系和“博弈”中，都需要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这些只是“科学”这颗大树最基础、最需要普及的东西。但我们引入“科学”的过程中，只是对科学带来的技术感兴趣，而忽视了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样引入的“科学”对自然科学在中国发展有作用，而对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认识“政治”问题，并没有帮助。这一点连中国古老文化都不如，孔子还知道“君子不器”。相关社会最有用、最重要科学知识是人类看问题，谈论问题的最基本的方式、方法。人们需要争论问题，需要对一些问题做出判断，要比较，要“综合”，要建立自己理论体系，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也就是只有在共同的逻辑基础之上才会有“有意义的辩论”，促进共识。如果我们相互谈话没有基本的“是非观”，也就是没有基本的逻辑，有什么辩论的必要呢？例如说“防止我们的党改变颜色”，只有物体才有颜色问题，一个政党何来“颜色”？茅于轼先生有很高的科学修养，他的不少观点都透射了“科学”的素养，有不少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没法了解这些人的思维方式，但我推想这些人中学的数学、物理成绩一定不是太好。再举个例子，但凡上过初中数学的人都知道“合并同类项”的规则，不同的“元素”是没有相加的意义，中国地理环境相差极大，各地耕地差别很大，不可能有准确的全国耕地面积，何来“严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意义呢？类似问题不胜枚举，很多关于社会问题的争论，用数理逻辑的道理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一目了然。现在对一些简单的问题也争论不休，映射出的是从“五四”就引入的“科学”，其真谛就没有在民众中认真普及过，多年来中小学教育中有关“科学”的教学是很失败的。我们讨论、辩论、争论问题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是非观”，这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而是说话的基础，数学的基础，一切真科学的基础，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科学”，这是我们首要坚守的“是非观”。没有这个基础，一切谈论不会有“结果”，只有“指鹿为马”，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我们讲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的“是非观（价值观）”是因为在人类社会这个“集合”中主要元素是“人”，“人”的存在就是“社会”。同时“人”又是一个生物体，必须由物质基础才能存活，古今中外，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不可剥夺人的生命，不可剥夺人的财产（维持私有制）”应该是亘古不变的“是非判断标准”。然而在“五四运动”中传来西方马克思的新思想后，这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受到质疑，最终是天怒人怨，人间惨状丛生。“五四”之前，出现杀戮的直接原因无非是对物质财富的争夺，或者是皇权的争夺，而对这条基本底线的道德基础并没有动摇。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传入后，这一基本“是非观”受到质疑。“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消灭私有制”，这些理论观点的泛滥，动摇了人间最基本的底线，带来无休止的“人整人”的运动。这一造成人之间对立的理论使人忘记了这条底线，更不要说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这基本底线上的。所以尊重人的生命财产是我们谈论问题必须遵守的“是非观”，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法则。
我们这里确定了谈论和辩论问题的两个基本“是非观”的共识，如果不愿意在此基础上谈问题，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必要谈论。社会出现问题，不靠“协商”解决，必然引发剧烈冲突，百年来的混乱原因在此。两个基本“是非观”是全人类包括中国社会的支柱，“五四”引入的“科学”和“民主”不过是这两个基础的“高级版本”，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这方面发展的基础，引入并没有错，但是在中国大地上栽了一颗砍掉“树根”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树”，没有根的“树”只能死去。“民主”、“科学”的真谛没有被接受，反而这两个基本“是非观”遭到质疑，成了社会混乱之源，对“民主”、“科学”产生动摇。茅于轼先生提出对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不能止步于平反，指出：“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当权者能把你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今日平反了事，以后还可能再把你打成反革命。大权在握，百姓有什么安全感？究竟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对此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今天我们要让社会和谐有序，必须接上这颗“树”的根，也就是在讨论、争论时必须确立这两个基本“是非观”，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才可能取得共识，避免人们思维的混乱。
“珍惜人的生命”是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争议的社会准则，为什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会出现大规模漠视生命的现象呢？两个基本“是非观”也是人本主义观点，既然是人，就不能伤害“人”。不能伤害人的身体，不能伤害人的思维（精神）。但人们常常关注了人的“肉身”，而忽视了人的思维，而“人”的思维受到伤害是大规模惨烈运动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进入二十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了为了个人生存所需物质而去参加战争或强制他人，也就是所有政治家们不可能像成吉思汗一样，直接号召跟随者去抢掠和占领他人财物和土地。革命历程中所有政治运动都“动员”起了群众参与，尤其文革几乎将所有中国人都卷入其中，这是极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毫无问题，人们参与战争和运动是由于“恐惧”，而这“恐惧”有来自真实的压力，而更多的是来自思维能力低，失去正确判断能力。就像一个幼儿，任何成人都可以使之“恐惧”。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冤案可以平反，人可以新生，财富可以重建，但思维能力的下降是最难恢复和增长的。
人们需要有思想，有观点，目的是指导我们的“行为”，如果“行为”是做出判断，提出对别人的要求，这时的思维不再完全是个人行为，必须要建立在基本“是非观”基础之上。科学带来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有基本“法治”的秩序，都是坚持这一基本“是非观”的结果。具有这个“是非观”这也是一个人正常思维发展的结果，是语言交流的基础。而一些政治家和一些“学者”为了传播自己认为“正确”的社会观点，常常利用人们思维能力不高，有意无意伤害人的正常思维，破坏这一基本“是非观”，最终酿成政治运动不断的一幕幕惨剧。例如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所以能被大家接受，就是正常思维遭到破坏，丢弃基本“是非观”的结果。阶级观点首先是对“人”的分类，按照形式逻辑的方法就需要对各类阶级的概念内涵做出不能产生矛盾的“定义”，如果提出以是否具有生产资料来划分，就有需要对“生产资料”严格定义，显然这是不容易区分的，就像货币是否是生产资料呢？有了这一连串逻辑思考，可以得出阶级斗争学说只能是“一家之言”，不能以此作为行动或是判断问题的依据。现实中，“资本”和“劳力”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少长工和地主都住在一起，甚至一锅吃饭。在这“铁”的事实面前，能接受“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样的观点，不是思维出了问题吗？
语言所以被人们理解，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语言“概念”是以现实作为基础，但人们不只用语言记录描述现实社会，而且谈人的想法，谈人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于是产生了很多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无法按照我们提到的形式逻辑法则来定义其“内涵”，它的“外延”常常是不清楚的，甚至没有，这种概念一般构不成需要判断的“命题”，是不能作为谈论问题、辩论问题的“是非观”。用这些抽象词语构成的“是非观”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这一点可以看做是第一个“是非观”的“推论”。例如关于“社会”这一概念，有人讲，我只能看到张三、李四，看到王家、刘家，看不到“社会”在哪里。“社会”毫无疑问是个要靠想象才能建立起的抽象“概念”，“社会”都是笼统、模糊的概念，又如何对“社会”再分类呢？如何能作为“是非观”的标准呢？为社会主义奋斗一生老革命也常感慨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再看所谓的政治运动，无异都是制造一个抽象“概念”，以此来说事，来评判是非，作为“整人”的理由。“右派”、“反动派”、“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坏分子”……莫不如此。如今人们对现实、对历史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些彼此之间的争论是很激烈的，甚至出现引起混乱的势头，把以形式逻辑作为基础，采取科学的态度，确定“讲理”时的基本“规则”是当务之急。
这种无法用形式逻辑来规范“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常用于人们将现实上升到理论上的思考，例如不是谈论和解决张三、李四的问题，而是谈论和解决“社会问题”。人们所以重视这些“概念”，原因也在于此，以致把用这种概念组成的话语叫做“意识形态”。人们所以喜欢“意识形态”有多个原因，一是它从总体上看问题，似乎关注的是大部分人的问题；二是这种话语比较“干脆”，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易于被人们“接受”。总结历史教训，“意识形态”的确值得重视，值得重视的原因并不是它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而是它不是谈论现实的话语，一定强调它是谈实际的，则是对第一条基本“是非观”的违反，而引起混乱是必然的。也就是有关“意识形态”的是非对错，只能在理论上去谈，在相关“学者”中去谈，万万不可去“武装”成天为衣食困扰的普通民众！对实际现象、问题要用“意识形态”来评判解决，则是“反科学”的，除去引起混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但人们喜欢和接受“意识形态”类的话语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在回答孙女“天为什么下雨”的提问时，谈真知识，不愿听；回答是公主的眼泪，喜欢听，也接受。突然联想到，人所以接受很多“假”的观点，首先是因为“无知”，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戴上个“高帽子”，建立起“和你的联系”，什么荒谬的观点也可以让他接受。“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明显的“大空话”不知让多少人为之兴奋不已。意识形态的泛滥，有善意的对普通民众的“安慰”，而更多是对民众思维的伤害，是让民众产生“恐惧”的主要方法。反思政治运动带给我们的无穷灾难，要从根本上杜绝，就要从科学的基础做起，让每个人的思维方法得到科学的训练。
形式逻辑基本原理原本应该作为中小学语文课的主要教学内容，也就是学会如何“讲理”。而在解放后，直至今天，并没有认识到这方面缺失的严重性。笔者在学和教中学物理期间，物理教科书总有一段批判亚里士多德“越重的东西下降越快”的言论，
总感到有些多余。今天谈到形式逻辑，才醒悟到物理教科书所以贬低亚里士多德不过是为了贬低形式逻辑的重要性，阻止科学思维方式在社会人文理论上的应用。牛顿力学、量子力学专业性比较强，谈其思维方式已经是“阳春白雪”，能联想到其它方面就很少了。“意识形态”所以能在中国泛滥，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因素，是从阉割“科学”开始的，也就是忽视了在我们日常谈话中，在讨论社会问题中也存在是否“科学”的区别，甚至将科学“意识形态”化，成了失去实际意义的“形容词”，成了“标签”，可以随处去贴，形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局面。
我们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去看问题；还是自己通过思考，从基本逻辑出发去看问题，是今后社会走向混乱还是和谐有序的关键。如何区分这两种看问题方法呢？我们可以通过对同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截然不同的评价来看一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发生了极普遍的饥饿现象，如今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记忆，大批平民死于饥荒是历史事实。灾难原因是全国上下的“大折腾”，掀起这场“折腾”运动的主要政治领导人是要负责的，是应当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但如果用这是探索先进社会而付出的“学费”，目的是好的，不是在用“意识形态”掩盖应遭天谴的“大恶”吗？
文革造成了全国大中小学的停课，学校教学设施遭到严重损坏，每个学子求知的欲望被扼杀，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如果把全国每个学子这几年的学费、精神损失费、教学设施损坏费汇总加在一起，这一定是个天文数字。学生在校不小心损坏一块玻璃都是要赔偿的，文革造成的损失也应由运动的发起者“赔偿”，没有必要强调其它理由。这笔债务远高于汶川地震对所有校舍造成的损失，远高于被执行死刑的腐败分子所贪污的所有钱款，但很少有人提及这个问题。这就说明，如果从“政治”（一个空洞的概念）去看问题，一个常识性的，简单的逻辑判断也会失去标准，无法判断是非，形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中国式逻辑。文革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所有大中小学校中断教育，千万教育工作者遭受侮辱，不少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掀起这场浩劫的政治家还需要赞扬吗？有争论的需要吗？就是从虚幻的各种意识形态上去赞扬他，不也是显得苍白无力吗？
再如我们赞扬某个政治历史人物，常常评价某政治人物创造了什么伟大的“╳╳思想”。首先要清楚的是一个人的“思想”是指这个人的言论汇集。如果言论不是系统论述某个问题，只是执政时散落的言论汇编，这样的言论不过是时间性很强的“说法”，冠以“思想”有点用词不当。对这些说法要评价应当转到执政时的政治举措给社会各界民众带来什么具体的影响；如果该政治家对某方面有系统的论述，所著述有否学术价值，可以称得上“思想”，这就需要由这方面的专家们来评判，而且要经得起时间考验。而在现实中，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帝王或终身“政治家”能被称为“思想家”的，他们至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系统的著作。同时真正的思想家一定是孤独的，在世时的“粉丝”一定不多，被权力炒作起来的“思想家”一定是假的，无意义的，这都是“思想”这一概念的属性所决定。例如有人赞扬“打不赢就跑”的战争策略，称之为伟大军事思想，这种“赞扬”实在太肉麻了，打不过就跑，是连阿猫、阿狗也知道的道理。
民族、国家的利益是什么，是个复杂而且很难得到统一共识的概念，人们常赞扬某政治家创建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实在是一个感情上的话，“国”只可能“改朝换代”，绝不是谁想“建”就可以建的。如果把它作为赞扬该政治家的“证据”，是没有逻辑性的。如果这个“站起来”是指中国人在世界上得到尊重，是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具有的中国护照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多数国家，则新中国在七十年代才进入联合国，至今中国人还不能自由出入世界上的主要大国。而在四十年代末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指什么呢？
几年前一些人打着政治历史人物的图像游行，一个老人提出不同看法，被一大学教授打了耳光。这个事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告诉人们，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不讲理的时代，依然是“胜王败寇”，文化人也可以是“暴徒”。不讲理的环境中，任何言论都是多余的！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话语的取胜从来不是靠“说理”，而是靠“强势”，靠“武器”的力量。然而百年来国人遭受的种种苦难所告诉我们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讲理的时代，讲理就是让人说话。双方辩论中，某一方讲的未必是真理，但不让人讲话的一方一定是害怕真理。我们现实中的执政者要有自信，而这自信，就是不用有争议的历史来证明自己，也不是用“意识形态”来打“马虎眼”。而是坚信各种不同的观点在科学的态度面前可以找到更多的共识，弥补因为观点不同而产生的社会裂痕。普通人和执政者都可能继承到遗产，前政治历史人物的确给现在的执政者留下了极大的遗产，但任何遗产都是“资产”和“债务”并存，当你继承和享受遗产的成功部分时，请注意偿还“债务”。而前辈留下的无论是“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还是“建设民主自由新中国”的承诺，依然是需要政治家们努力去兑现的。公开、公平、公正评价政治历史人物越来越不可避免，而评价的标准必须是文中一再谈到的两条基本“是非观”，尤其是讲话的基本逻辑，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定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去看问题，则任何评价不会有结果，甚至不再相信“讲理”有用，继而不相信任何话语，这种局面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