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福柯(MichelFoucauh，1926—84)不是一位社会学家。事实上，按照既定的学科分工，将福柯纳入任何一个学术范畴，都有可能招致他人的异议。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无论是作为灵感源泉，还是作为一种符号资本，福柯已经成为诸多学科竞相谈论的对象。尽管巴什拉(G．Baehelard)早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出版后，就盛赞此书是“关于非理性的社会学研究的杰作”，但我们无意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福柯进行“收编”。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克拉威尔(M。Clavel)的判断：他在1976年即《真理意志》(《性史》第一卷)问世之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将福柯比作康德，“‘在他之后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思考了’……康德已经躺下睡着了，而福柯从未停止用愈益猛烈的震动使我们保持更加清醒的状态”(转引自刘北成，1995：283)。
现在，福柯辞世已经20年了，对其所引起的震动，我们还能感觉得到吗?或者换句话说，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在福柯之后又当怎样呢?福柯对社会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经典著作与经典大师，不仅构成了社会学传统的内核，而且至今仍然处于中心位置。目前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重新诠释经典。所以，我们先从福柯与社会学经典大师之间的关系人手。社会学在叙述自己的“道统”时，常将马克思、迪尔凯姆与韦伯并称为“神圣的三位一体”。至于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勿庸赘述了。下面我们看看福柯就自己与另外两位的关系有何说法。
“传统的社会学——即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一个社会是如何把不同的个人维系在一起的?个人之间的符号沟通和情感沟通的形式是怎样的?而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或多或少与之相反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对同一问题的相反提法，亦即：一个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排除系统、把什么人排除在外、通过制造什么样的分界以及通过什么样的否定和拒斥的游戏才能够开始运作的?”(转引自夏光，2003：194)这种相反的提问方式，既使我们看到福柯对传统社会学的继承，也看到其着眼点的独到之处。当然，提问方式的差异，也导致所讲述的故事的不同。福柯所告诉我们的，并不象迪尔凯姆所说的那样，现代社会科学的出现，体现了社会之客观性与个体自主性的增强。恰恰相反，在福柯看来，一种将社会事实视为事物的社会科学以及现代个体观念的出现，不过是历史上特定权力形式的工具一效应(instrument-effects)(Dreyfus＆Rabinow，1983：143)。彻底一点说，迪尔凯姆所从事的工作，不过是福柯所分析的“权力的规训技术”的构成部分。
这不禁使人想起福柯关予社会学起源的一个论断：“很多人到盂德斯鸠和孔德那里寻找社会学的起源。这样做真是太无知了。社会学知识是在类似于医生的实践中形成的。比如，在19世纪初期，盖平就写过一部关于南特市的杰作。”(Foucuah，1980：151)当时，医生的实践或者干预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一系列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出现，突显了有关人口的“事实”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也就是需要确保权力效应通过13益精细的渠道流通，赢达个体本身，渗透到他们的身体、姿态以及所有的13常行动。这样，即便是在统治一个庞大的人口时，也能像对付一个人那样有效。所以，社会学从一开始，并不纯粹是为了探索有关社会的真理，只不过是在行使一种权力技术而已。所谓实证主义的旗号，也不过是社会学者将自身的努力予以合理化的科学借口罢了。社会学者历来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起源神话，在福柯这里就暴露出了另外一种意义。
对于韦伯，福柯又说了些什么呢?他说：“韦伯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根据正确的原则而理性地行事和管柬自己的行动，那么这个人应当否弃自我的哪些部分?理性需要付出怎样的禁欲代价?这个人应当投身于何种禁欲主义?而我则提出相反的问题：某些类型的禁令，如何需以某些类型的有关自我的知识为代价?一个人必须获得有关自我的什么知识才能自愿地有所否弃?”(Foucuah，1988：17)显然，就对理性(rationality)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及其后果的探索而言，福柯与韦伯具有学术上的“家族相似性”，但是，他们的研究策略却大为不同。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发生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表现为“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dd)，而且最终构成了以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为其象征的“铁笼”(iron cage)。在产生更为有效的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具手段的同时，理性化也导致了人类基本价值的沦落。而福柯对这种悲观论调则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理性化一词是危险的。我们所必须做的，是分析特定形式的理性，而不是总去乞灵于一般的理性化进步”。所以，福柯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把社会或文化的理性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是在不同领域中分析这一过程，并各自参照于一种根本性的体验，诸如疯癫、疾病、死亡、犯罪、性态之类”(Foucault，1983：210)。所以，在韦伯认为理性化过程导致不可抗拒也不可逆转的支配效应的地方，福柯看到了的却是：同特定理性形式相连的权力，必然遭遇反抗，从而昭示了替代这种理性形式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向人们表明，他们要比他们所感觉到的更为自由：人们作为真理、证据加以接受的一些主题，其实是在历史中的特定时刻建立起来的，这种所谓的证据是可以批判和摧毁的”(Foueault，1988：10)。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寻找自由的研究纲领，并不是一种可以依葫芦画瓢的认知地图，而是一种问题意识。充其量，我们只能把福柯的探索方法作为一种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工具箱”。其实，在福柯去世不久，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就借撰文悼念之际告诫世人：“最危险的莫过于将一种哲学，特别是一种如此微妙、复杂和超逸绝伦的哲学，削减到一种教科书的形式。”不过，提纲挈领的总结似乎还是必要的，所以布氏接着说，“福科(柯)的著作是一种有关逾越，有关超越社会界限的长期探索，总是同知识和权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转引自Eribon，1995：300)。
这就可以理解福柯为什么总是从现代社会中边缘乃至反常的现象人手了：在一个已然是理性独自的天下，要想切中要害，对现代性进行刨根问底的探索，就必须从未被理性彻底征服的领域，从理性扩展的极限，从对峙的隙缝中，去寻找突破点。所以，福柯留给我们的远远不是有关疯癫、医学、监狱、性态的历史考古，不是知识每权力关系的揭示，甚至也举是有关主体的谱系学。福柯留给我们的，不是∑种研究范式，而是一种探索精神，这种精神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历久弥新的存在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可以到哪里去?”
当然，福柯的视角也并非凭空而来。尽管福柯向来喜欢以叛逆的姿态对待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但他也意识到自己与学术传统的关系。他认为康德开启了两大学术传统，一是“真理的分析”，一是“现在的本体论批判”，而他自己则属于继承了后一传统的人。这一说法马上引起了纷纷议论：是福柯屈从于外界的批判而迷途知返，还是福柯在自己的解读中曲解了康德?曾经对启蒙极尽嘲讽之能事的人，现在把自己纳入启蒙的旗下，岂不自相矛盾?福柯尽管善变，而且求变，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他的认祖归宗，可谓适得其所。否则，我们就只有把他的思想看作是横空出世的了。
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即“一种与当下的现实相联系的模式”。这种态度体现了一种哲学精神气质(philosophical ethos)，核心是一种“界限态度”，通过一种有关我们自身(包括我们所说、所思、所为)的历史本体论研究，“把以必然界限的形式进行的批判，转化为以可能超越的形式进行的实践批判。”这样，批判“不再是为了探寻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作为一种有关导致我们之构成我们自身、导致我们认识到我们自身作为主体的事件的历史研究”(Foucault，1997：315)。
综观福柯的工作，上述观点其实是一个自我定位。福柯以一种详实的历史经验——可是“现在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啊——的研究，实现了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连“人”都是一个现代的事件，更不要说什么“疯癫”或“性”了。各种普遍性的声称，不过是历史偶然生成的建构甚至虚构而已。
以研究现代性为己任的社会学，在福柯的视角的观照下，又呈现出何种形态呢?精心经营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得到了什么呢?也许，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被束缚在我们自己所建构的幻像之中。社会学一直希望告诉人们，现在的社会是怎样的，但离开了历史，我们能知道现在是怎样的吗?所以，别的暂且不谈，仅就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社会学的探索，就应该给自己增加一个新的维度，即福柯所提倡的“现在的历史”。
如此探索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是为了自由。我们拿这种自由又来干什么呢?要让“每个人的生命变为一件艺术品”。在社会学越来越学、专业化、技术化乃至工具化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对于学科的根本宗旨的反思。
参考文献：
①刘北成，1995，《福科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夏光，2003，《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⑧Dreyfus，Hubert L． ＆Paul Rabinow。 1983． Michel Foucua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④Eribon，D．， 1995，“Lifeas a Work of Art”，in Miehel Foucanlt：Critical Assessments， Volume VII， edited by Barry Smart，London：Routledge．
⑨Foucauh， Michel， 1980，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edited by Colin Gordon．New York：Pantlleon Books．
⑥Foucanlt， Michel， 1983，“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Dreyfus．Hubert L．＆Paul Rabinow．
⑦Foucauh， Michel， 1988，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edited by L．H．Martin．Huck Gutman ＆Patrick H．Hutton． Yavistock Publications．
⑧Foucault，Michel，1997，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edited by Paul R出inow．New York：The New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