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基调性情感，是这个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持续作用下的产物。对处于急遽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我们还真难以厘清其中的百感交集，分清其中的酸甜苦辣。与以往弱势、失意的情绪不同，有一种情绪，正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即怨恨。
社会性伤痛没能及时回应
怨恨的起因多种多样。怨恨产生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受到挫折而心生怒气，但由于无能和软弱，或者由于恐惧和害怕，不能直接表现出反应冲动，包括必须压抑伴随的愤怒情绪。这种隐忍就容易酿成怨恨，而且越是长期置身于受伤害的处境，越是觉得这种处境超出自己的控制，怨恨就越深。怨恨一旦形成，就会不断累积和加速，不仅使怨恨的对象发生扩展、改变和转移，也影响到情感本身。这种情感因为无法向外表达和发泄，便在内心猛烈翻腾，并紧缩聚拢，化为一团有毒物质，最终可能毒化整个心态乃至人格。在真正的怨恨中，并没有情感上的满足，有的只是持久的愤怒和痛苦。目前我们社会中零星爆发但却骇人听闻的恶意犯罪和反社会性行为，多由怨恨所致。
这种怨恨情绪产生的结构性根源，主要是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阻滞，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现在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在社会成员作为合格和成熟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上，却极不充分，个人的社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公共权力的行使又缺乏明确的限制，从而不时造成“合法的伤害”。又由于“体制性迟钝”，对于民众的社会性伤痛不能有效及时地予以回应，久而久之，势必萌生怨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怨恨情绪不仅是底层民众体验强烈，而且在社会上弥漫开来，现在大有演变成德国学者舍勒所谓的“怨恨式批评”的态势。所谓怨恨式批评，就是缺乏任何积极目标的不分皂白的批评。这种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之为借口；而且，对于所抨击的状况的任何改善，不仅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只能导致不满，因为它们破坏了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怨恨式批评不会对内在价值和品质做出任何的肯定、赞赏和颂扬，仅是一味地否定、贬低、谴责。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人情和情感的社会，至少对于情感支持抱着特定的期待（这与中国人的社会化方式有关），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转型”，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越来越孤立的个体，纷纷掉入利害计算的冰水之中，爱和友谊成为手段，又没有信仰体系作为支撑和纾解之道，谁都容易心生怨恨。
其次，从认知尊重来看，我们既缺乏具有权威性的法律体系。又没有关于道德责任的共识（自五四运动彻底动摇传统道德以来，我们尚未从根本上来重建我们的道德伦理体系），结果就是在认知尊重上普遍存在着势利的专断性。不能作为一个合格、成熟的成员参与社会生活和承担社会责任，其实关键还在于权利的制度保障的缺失。在公共领域作为自主的参与者获得社会性的自我实现，必须以基本的权利保障为基矗反之，个人自尊屡受侵害，必然满腹怨恨。
第三，从社会团结来说，一个没有了内在凝聚机制的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漠不关心、袖手旁观的场所，沦落为一种竞争的体系，没有了休戚与共之感。所谓的竞争，经常又没有明确的正当规则，只有实力或者势力之间的较量。所有人为了名利同所有人展开了较量，而且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和方式是否合理合情合法。一种“本事主义”的哲学，盛行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追根溯源，中国社会中最大的伤害源，显然来自于未曾给予有效限制和制衡的权力。本来，怨恨作为一种情绪，就同权力有关。它不是简单的自怜，也不只是一种对自身不幸的意识，而是包含着一种谴责和个人愤慨，一种向外投射，一种不可遏制的不公平感。
微博、网络等新媒体已成“怨恨式批评”阵地
近年来，一些事件表现出的“非常态”现象，提醒人们绝对不能忽视“情绪”因素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近些年来，“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大量参与群体事件中的事实，更是提醒人们关注“情绪”心理因素，着力研究社会文化条件影响行动者情感的机制，尤其是着力研究行动者集体“强烈情感的突然唤醒”过程。
在网络等新媒体中，有学者提出“情绪共同体”概念，因为突发偶然事件的刺激，以及自身的不公平感强烈而聚集拢来的，他们与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为事情原由所吸引，为现场共同的兴奋、愤怒、怜悯、仇恨等集体情绪所感染，为集体亢奋所激动、裹挟。而这样的情绪状态在近期的“药家鑫”案件中表现的比较典型。
然而，也有少数人利用网络媒体，甚至成为职业性的怨恨式批评专家，通过嬉笑怒骂的煽情话语，利用普遍的不满和怨恨，赢得不少的拥趸和粉丝——注意，这就是市场，是吸金的渠道。实际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在目前意义不大了，而应根据是否属于“吸金圈”来进行区分。不负责任的怨恨式批评，背后往往有着特定的商业利益在作祟。当然，我们首先应该反思造成这种市场存在的根本缘由。
正如上文所说，对于怨恨的结构性原因，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改变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我们不能期待这种状况一夜之间就能发生改变。对于已经形成的情绪和情感，我们该当如何纾解和疏导？对此，我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心理咨询业的发达，也不能仅仅期待着社会工作的普及，尽管它们是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所要针对的还是社会本身。对于这个越来越情绪化的社会，我们应从理性上去引导，进行情感的启蒙。
共同情感本身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性力量——涂尔干就曾经将社会界定为完全由观念和情感组成的复合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到情感维度，以培育积极的共同情感，这样不仅可以让人在这种共同情感中获得意义、价值和尊严，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出的共创美好社会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