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资本并不容易，可它却是开启民主之门的一把钥匙。
——罗伯特·柏特南
与那些迷信民主（政治）制度的人们相比，我相信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的基础，而不是相反。我坚信“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
凡稍有现代政治常识的人大概都听见过下面一句似浅近而实深刻的话，就是：要有健全的国家须先有健全的人民。若是把这句平凡的话说得稍微玄妙点，我们可以说：国家就是人民的返照。有怎样的人民便有怎样的国家，有怎样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样的国家。（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
我们不妨假设这些都是人们的现代政治常识或者说是现代政治共识，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民主是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本钱的。可是，必不可少的民主本钱到底是些什么呢？
有学者发现“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也是一种“一连串事件”，它们不能单独赋予，也不能独立存在，比如天赋人权或者自然权利所界定的神圣的、不可剥夺，也不可转让的东西，这些先于也高于国家权力的东西据说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这些所谓神圣的、不可剥夺，也不可转让的东西也许是永远都是见仁见智，因此永远都是无法论证的理论假设，有的民族社会根本不把它们当回事，可是有的国家却把它们当作为一种信仰，比如美国，因此它们宣称：
一、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二、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了政府，
三、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四、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五、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托马斯.杰非逊：《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十三个州议会一致通过的宣言）
以上几点是我为了便于阅读而分开来的，它们本来是完整的一段文字。对一个“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朝来说，这些都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文化导向或者是伦理导向的大一统中国的“分庭抗礼”，属于株连九族的“大逆不道”。他们确实是与“家天下”或者是“党天下”格格不入、不共戴天的东西。推翻皇朝帝国，不等于皇朝的废墟能自动成为一个新大陆。
20世纪的人类历史告诉人们，家天下皇朝的结束并不等于民主（制度）国家自动变成为现实。我们常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外来型与后发型的过程，中国是被外国人赶出“中世纪”，而不是自己走出“中世纪”的。我们的现代化过程像墨西哥一样是“命定地现代化”(被责难的到现代化)，是“被诅咒地去现代化。”(被责难的到现代化)的。像墨西哥一样，中国“化”为“现代”的道路，并没有任意或太多选择的余地。（金耀基）就像现代化一样，民主制度（国家、社会）也并非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所愿，而是不得不愿，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恶性循环面前，中国的文化并没有任意或太多选择的余地。(改革开放等也一样，改多改少，放快放慢，都并不是由某些集团说了算，这是另外的话题，在此不赘)
“权力属于人民建立了一条有关权力来源和权利合法性的原则。它意味着只有真正自下而上授予的权力，只有表达人民意志的权力，只有以某种得以表达的基本共识为基础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萨托利：《民主新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老调再也不能重谈了。
既然民主制度、民主国家或者说民主社会的正当性以及权力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现代政治常识或者说是现代政治共识。但是20世纪的时代世界却告诉人们仅仅宣称或者是振臂高呼“**人民站起来了”与民主制度、民主国家或者说民主社会还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可悲的世纪过去了，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作为外来型与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我们不得不面对上个世纪被人们漠视了的常识，即，既然权力来源于人民，“有怎样的人民便有怎样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个产业，换句话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即民主是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本钱的，对一个只是皇朝官府附庸的民间社会来说，只要“民间不是NGO”，“吾皇”就永远也不会是“执政党”。“吾皇”的权力出自枪杆子，他们不需要授予，执政党则不同，他们的权力只能来自公民的授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把“天赋人权”等基本权利当作民主的产业，我们不妨把NGO 当作民主的资本（本钱），“建设社会资本并不容易，可它却是开启民主之门的一把钥匙。”（罗伯特·柏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217页，书中译为：“建设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的民间需要一种身份自觉的运动”。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成为一种民族信仰，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时候，也即“普天之下莫非民土（私有制），率土之滨莫非民臣（公仆）”成为我们民族社会的自觉运动之时，中国的才能达致一种身份自觉运动的结果，即：民主国家(制度)。
如果说民主制度（国家、社会）并非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所愿，更为根本的现实问题还在于，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朝中国里，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没有像德国磨坊主那样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磨坊”，人民本身就没有最基本的权力，他们怎么授予呢？一无所有的人民拿什么东西授予他人管理国家的权力呢？
“自由主义的信念在于，相信所有人的天赋自由与平等；随之而来的，他们有着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财富的权利；他们拥有认识到那些权利和组建政府的理性；政府只有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才是合法的。”(布鲁姆：《雷蒙·阿隆——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
所以“区区民治政治不过是个人解放的诸种自然影响之一。”（张奚若）
2006-2-15，下午 于广东珠海初稿
注明：
本文原为《民间不是NGO》的姊妹篇《中共不是执政党》的初稿，在修订过程中，因为感觉它们无法更好地回应《民间不是NGO》，所以决定重写“中共不是执政党”，因此把这篇文章另命标题，使之独立成篇。2006-2-23记
本文曾经作为《民间不是NGO》的外一篇在网络上张贴过，现在为了让它可以与《自由的本钱》一起在天益网完整地张贴，本人正式授权天益网发布。2006-5-22再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