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由于一向对现行体制持讽刺和批判立场，所以年青的他，尽管也非专业人士，却一直被海内外自由派塑造成“意见领袖”，甚至誉之为当代鲁迅。西方也不遗余力力捧有加，屡屡上榜美国《时代周刊》百大影响力人物。
今年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达到第二个新高潮，中国被迫超前“崛起”，法国众多媒体都推出中国特刊，几乎每个都要提到韩寒，真的形成了西方“谈世界言必称中国，谈中国言必称韩寒”。
其中法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报》在其出版的《中国的世纪》特刊中，专章介绍韩寒，称之为“第二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人物”(不知奥巴马、普京、胡锦涛、萨科齐、卡梅伦、默克尔、潘基文哪个在他之前，哪个在他之后)。
当然，韩寒相对于更激烈对抗体制的艾未未就逊色多了，艾未未被英国评为当代百大艺术家之首，法国评之为2011年年度人物，都是响当当的世界第一名头。
不过，韩寒在2011年末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系列博文后，尽管他有年龄优势，但却再也不可能在西方创造超越艾未未的奇迹了。所以也有网友直言，韩寒再也无缘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了。
《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一出，立刻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韩寒过去的文章虽然尖锐指向现行体制，但除了少数几篇文章外，大多都安然无事，任其广为流传，也没右派所称的“五毛党”群起围攻，官方更是平常之心待之。但这三篇站到自由派对立面的文章却迎来了不同的命运：韩寒昔日的盟友恼羞成怒者有之，指其被政府收买之有之（作协副主席虚位以待），是“被五毛”，过去左派人物使用的话语也被全盘借用：批评其不读书，浅薄，糊涂云云，更有激烈者干脆诉诸预言暴力。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韩寒大概没有想到，过去当了几年的“五美分党”，一夜间就成了“五毛党”。假设过去韩寒感到中国没有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现在恐怕更深刻的感受到原因何在了吧。
我甚至感到，韩寒的最后一篇《要自由》应该更多的是针对自由派的！以我为文几年的体会，中国官方的言论自由空间远远大于自由派！韩寒其实应该庆幸中国并非自由派掌权，否则，他这几篇文章早就被“普世”无踪了。
韩寒的“转变”，放到中国崛起的这二十年背景下，并不令人意外：他远不是第一个，更远不是最后一个。令人意外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以韩寒的天分、敏锐的感受力，何以迟到今天才实现这种“转变”？
从我们在海外生活的群体来看，答案或许在他的博文《请原谅我的懦弱》中。他在回答一位记者采访时，声称绝不会定居海外，原因之一是“在我的祖国，我的身边是中国贪官，如果换了一个国家，发现身边还是不少中国贪官，我肯定崩溃了”。韩寒不明白的是，他只有来到国外，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贪官：没有西方社会的欢迎，没有中国的严厉打击，贪官何以放弃国内的一切外逃？你看看腐败排名远在中国之上的印度、俄罗斯、印尼和菲律宾等民主国家，在国内享受腐败成果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其实我更要想说的是，只有真的到了西方，和这个体制打打交道，认真的观察它，才知道这个制度是怎样运作的。这个缺憾，在韩寒的三篇博文中也有体现：他声称由于参加比赛的原因，而到过上百个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县城，接触了各阶层人士，才推动了自己的转变。但没有一处提到国外制度本身的原因——尽管四年多来西方一片愁云惨淡，危机四伏。
我还是回到自己的特色：以事实说话。
第一个拿出来的是发达的民主国家加拿大。众所周知，环境保护和温室效应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和责任。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责任更为重大：一是它们过去工业化进程中历史排放量巨大。二是它们已是发达国家，有更多的能力为人类做贡献。更何况环境恶化，发达国家更为敏感，毕竟穷国吃饭还都是第一位的。然而，12月12日，加拿大却第一个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举世哗然。加拿大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表面的理由十分的冠冕堂皇：总理哈珀早在2006年就公开表示《京都议定书》是“榨取富国钱财的社会主义计划”，现在则声称《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减排目标是个“愚蠢的目标，十年间也没有制定出一项可以达成目标的计划。”
寻找漂亮的借口是掌有话语权西方国家的强项。其背后却并不简单。首先，2002年加拿大签署《京都议定书》时被要求在2012年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6%，但这些年来加拿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迅速增长，09年比90年增长了近30%。随着2011年岁末来临，面临140亿加元巨额罚款的加拿大索性退出议定书，一走了之。
然而，拒不交罚金仍然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还是民主制度本身。加拿大是石油及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也是天然气能源的净出口国，石油出口在其经济中占极大的比重。加拿大油砂总资源可达2万5千亿桶，是整个中东地区石油储量的总和，但油砂的提炼成本数倍于普通石油，其开采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相当严重，如果严格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进行碳排放限制，加拿大石油生产将受到致命影响，或减产或成本飙升，这都是加拿大利益集团所无法接受的。
2006年哈珀之所以能够胜选，就和他公开强烈反对《京都议定书》密不可分。还需指出的是，加拿大油砂集中在西部的阿尔伯塔省，总理哈珀的选区就在阿尔伯塔省的省会城市卡尔加里，这里也是保守党的大本营。这就是为什么哈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原因。
就在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之前半个月，哈珀于11月26日在温哥华召集包括华文媒体在内的族裔传媒圆桌会议，称保守党政府将制订国家能源战略优先计划，全力推动能源产品输至北美以外的国家。而更在早此之前，哈珀政府全然不顾美国环保团体“提炼油砂会成为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反对，一直向奥巴马施压，希望他批准从阿尔伯塔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投资额达70亿元的基石输油管道建设计划，以讨好利益集团。由于奥巴马政府暂缓对这一计划的审批，哈珀甚至满腹牢骚地说出加拿大“不是美国的专属石油供应商”之类的话，表示将在石油生产领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合作，加拿大要把石油产品卖到亚洲和中国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究竟是谁在真正控制着这个国家：并不是千千万万个普通选民！
2009年5月我曾到加拿大一游，当时恰逢加拿大议会否决了政府已经加入的联合国三个关于劳动法保护的公约。这三个公约都与反对强迫劳动、禁止童工、确保工会和谈判的权利有关。由于当时对加拿大政治关注较少，不知究里，但现在看来，恐怕也和大企业、大财团的反对有关。
第二个被拿出来的国家是响当当的历史悠久的民主、人权国家法国。12月22日，土耳其突然和法国撕破脸皮，大动干戈：招回大使、冻结一切经贸、外交、军事和文化合作，撕毁双边商业合同、威胁将取消采购出售核电站，幻象战机等两国合作计划、驱离停靠土耳其港口的法国军舰、取消双方的军事演习、宣布法国政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禁止进入土耳其；土耳其总理亲自上电视指责法国当年在阿尔及利亚制造种族灭绝，1945年以后屠杀了15%的阿尔及利亚人。与此同时，土耳其黑客侵入法国上百个网站，包括参议院，每个网站都有如下内容：法国士兵屠杀过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士兵强奸过妇女。此情形远超过伊朗学生冲击英国大使馆。法、土双方形同断交，可说除了开战动武之外，所有手段都已亮出。
人人皆知这两个国家虽然都是民主国家，但双方关系向来不睦：法国一直公开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但是此番交恶却和这一实际利益无瓜葛，而是一件发生在一百年前、与法国无关的历史事件。
1915年至1917年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出现了大批亚美尼亚人死亡事件。土耳其的说法他们是一战受害者，人数五十万左右。但也有二十余个国家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主导的一场种族灭绝，人数高达150万。今年12月22日，法国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属违法行为的法律议案——而此法案曾在2006年被否决。
应该说，法国今年的麻烦事已经不少：失业率居高不下、三A主权评级岌岌可危、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法国人权屡被批评、中东革命带来难民潮以及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何以在此背景下，法国竟然要拿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一百年前的历史事件动手呢？法国难道还嫌自己的麻烦不多吗？
答案不用我讲，看到这里各位都明白一定和法国的民主制度有关，甚至还会猜测，是不是选举就要到了？不错，选举到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土耳其总理所抨击的：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是为了国内选举而煽动对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仇恨，萨科齐政府试图通过该项法案，取悦于在法的50万亚美尼亚裔人，为2012年总统大选获益。
但何以过去选举就不会出现今天的一幕？原来法国的参议院一直由右派占据多数，但刚刚结束的法国议会参议院部分改选历史性地改变了法国议会力量对比，左派社会党占据了参议院多数席位。社会党随后宣布将重拾被搁置的“亚美尼亚”议题。于是右派政党一方面立即指控左派利用参议院为明年大选拉票，另一方面也迅速决定不让社会党得呈，于是赶在社会党和参议院动作之前，推出了严惩罚公开否认亚美尼亚人大屠杀历史的议案。
如果说加拿大是利益集团的利益绑架了政治，而法国这一次则是政党利益损害了国家利益。目前法国在许多方面都急需土耳其的支持：它正在推行的中东和平、向叙利亚和伊朗施加压力的外交战略、法国的工业贸易投资在土耳其有重要的份额、法国还是土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高达120亿欧元。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比不上政党利益以及他本人的利益重要。
如果说加拿大挑衅的是全世界，法国则挑衅的是北约成员国土耳其。都说民主国家不会有战争，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恐怕理论和现实是过于脱节了。
西方的民主制度曾创造过人类的辉煌，但任何制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演变或者不再适合，或者自我退化。西方的民主制度对外由于其低效率、高福利难以适应全球化的快速多变和激烈竞争，对内则日益政党利益置上、利益集团绑架一切，无法代表全民。
2011年8月，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依然围绕预算案进行激烈的政党博弈，为此，美国政府差一点又要关门，为此，评级机构历史上第一次将其国家信用展望为负面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客观说来，在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更像一个企业和公司，但现实中，有哪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是由员工选举出来的？又有哪一个企业存在众多领导核心互相博弈？有哪一个企业决策效率低下而能够生存和发展？如果民主制度无法在一个国家企业化的时代找出解决之道，恐怕就要走进历史而不是历史的终结。
相反中国这种有计划、有长远规划的培养、以及考虑民意下的精英选拔机制更适合今天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闻周刊》做出如下年终结论：2011年中国是赢家！
假设韩寒此前能够来到西方——不用多，一年足已，他的“转变”就不会是迟至今天了。不过转变的晚，并不等于不转变，现在毕竟是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毕竟还有许多事情不需要身临其境就能观察的到。比如今年的中东革命。依我猜测，中东革命的血腥和令人失望的后果，应该促成了韩寒的转变。
我们看到，所有革命成功的中东国家都走向伊斯兰化：伊斯兰政党赢得选举、主张实行伊斯兰教法以及一夫多妻制、限制妇女的权利。在今天的埃及，用自由派代表人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拉迪尔的话讲就是：革命之后到现在，埃及更加腐败、经济更加困难、失业率更高、军政府更专制（在第一场选举中，自由派仅获得15%的选票）。而在由革命演变成内战的利比亚，虽然卡扎菲横死已经数月，但过渡政府面对国内的问题束手无策：各地方武装拒绝交出武器，分割占据着首都，包括首相机场。虽然可以进行民主选举，但割据武装却并不希望通过选票获得权力而是以“获得过渡政府40%”的席位做为放弃武装的条件。
现在的利比亚与中华民国成立初期非常相似：没有了强人，各地自行其事。随后将会是数年的内战，直至一位新的强人胜出，重建秩序。而这几乎又是韩寒三篇文章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