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欧洲和美国当今的政治发展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矛盾：首先左派中的许多激进思想与极端伊斯兰政治运动结盟要推动在亚洲和非洲成立宗教政权，最终的目标是全球性的哈里发国家。在自由左派不明显的欧洲也表达了对这些运动的支同情。第二，在美国，工人阶级选民连续的，故意的投票支持违背自己阶级利益的保守派共和党候选人，他们本来反对这些财阀经济政策的。虽然这些现象好像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看看它们出现的大历史背景的话，实际上在两之间找到联系还是有可能的。
激进左派和反帝国主义
当今尤其是西欧的左翼政治表现出让人奇怪的，反直觉的迹象。在英国的“反战联盟”是被托洛茨基社会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和与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的伊斯兰组织英国穆斯林协会（Muslim Association of Britain (MAB)联合领导的。因为鼓吹在伊拉克的英军违反命令被英国工党开除的乔治-加洛维（George Galloway）建立了尊重党（Respect Party）。这是个SWP和MAB的选举联盟，以此为基础，在去年5月选举中他成功地当选伦敦移民集中的东区格林选区（Bethnal Green）的议会席位。加洛维定期出现在伊斯兰和阿拉伯电视台称赞伊拉克逊尼派叛乱，呼吁阿拉伯世界的人们起来反抗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占领者。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顿（Ken Livingstone）采取加洛维式迎合MAB的策略，欢迎那位因为从事武装政治斗争被埃及政府驱逐的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巨大的尤素夫•盖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他现在以卡塔尔为基地)。盖拉达维支持巴勒斯坦自杀袭击，理由是他看不出以色列士兵和平民的区别。他呼吁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伊斯兰教法律，最后建立全球性的伊斯兰国家。他鼓吹同性恋恐惧症和贬低女性地位，就在7月伦敦爆炸发生前，诸如卫报和独立报等所谓的进步报纸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和时政节目都表现出对爆炸袭击者辩护和妥协的心态。评论家们认为这是穆斯林对西方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和巴以冲突的愤怒造成的，在英国城市的穆斯林青年感到被边缘化等被看作袭击事件的根源。他们虔诚地认为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才是遏制恐怖主义的有效办法。整个西欧的反战和反全球化运动都存在这样的联盟：左派主流和激进的伊斯兰团体结合。
人们忍不住想了解为什么世俗的社会主义者和追求独裁的神权统治的宗教极端分子临时结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西方帝国主义。虽然这个解释从它涵盖的距离来说是正确的，它没有说明这个事实：左派人士不是利用伊斯兰武装分子作为推动进步政治的工具，相反他们参与这个联盟实际上成为伊斯兰分子政治主张的鼓吹者。他们放弃了国内和伊斯兰国家的工会领袖，人权积极分子，民主派，女性主义者，遵从盟友伊斯兰圣战者的意志。对于这些左派分子，反对帝国主义的世俗理想并没有超越进步的政治主张并替代它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已经没有了内容，只剩下与伊斯兰圣战者武装分子作为与西方霸权作斗争的第三世界的代表结合一个途径了。
这个现象的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历史。马克思自己对于殖民主义不是特别感兴趣。在他的《资本论》中他在第一卷的末尾只花费了简短的10页的一章（33）探讨这个问题。在本章中，他全部集中在对美国和澳大利亚殖民者自由工人转变成来自英国的土地所有者雇佣的工人。他认为这是从母国出口资本主义到殖民地的体制。他根本没有提到从殖民者手中解放土著居民的问题。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关于印度的英国统治者的文章中说，他认为英国殖民主义是野蛮的，自私自利的，但是在经济和社会影响方面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1853年6月25日的文章中在谈到印度村民生活的崩溃时说。
“这些社会机制的小型俗套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解体了，消失了，不是通过英国收税人或者英国士兵的残暴干预，而是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机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田园诗般的乡村社区，虽然看起来不让人讨厌，却一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坚实基础。他们抑制人类思想在最小的可能的指南针里面，让它成为无法抗拒的迷信工具，局限在传统规则的支配下，剥夺了它所有的华丽和历史能量。我们不能忘记野蛮的自我主义，专注于某些可怜的土地，悄悄地经历了帝国的遗迹，罄竹难书的野蛮罪行，大城市人口的屠杀，根本不考虑除了自然事件之外的事情。它自己也成为愿意屈尊注意的侵略者的牺牲品。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没有尊严的生活，停滞的生活，呆板单调的生活。这种消极的存在方式在其他部分产生相反的激烈的，没有目标的，不受破坏性力量的控制，在印度教里把谋杀当作宗教仪式。（印度斯坦Hindostan）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小的社区被城堡的界限和奴隶制污染，它们使得人们屈从于自然环境，而不是提升人超越环境的羁绊，它们把自我发展的社会制度变成永远不会变化的自然的宿命，因此产生对自然至高无上地位的野蛮崇拜。表现出其退化，认为人，自然的崇高地位，崇拜（Kanuman）猴子，和母牛（Sabbala）。曾经在印度斯坦引起社会革命的英语确实被恶劣的利益推动，如果强行执行就是愚蠢的了。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人类能够实现它的梦想，同时不在亚洲爆发极端的社会革命？如果不是，不管英国的罪行如何，它实际上是没有认识到的带来革命成果的历史工具。
对于马克思来说，殖民主义是个让人讨厌的，盲目的历史发展的工具，摧毁了他认为的作为原始社会的压迫性的社会形式。它建立了让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形下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非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代理人。从这个角度看，有理由猜测马克思可能不会对那些声称是他的政治继承人在建立反动的反西方社会秩序的运动中充当小合伙人的凶兆感到恐惧了，他称赞这个社会秩序的灭亡是殖民主义的主要成就。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状态的呢？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预言在西欧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会发生工人阶级的革命，但是他没有正确地评价这些社会接受社会变化的能力。共产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后来在中国，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发达。他们成立的政府严重依赖农民的支持，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大量有组织的工业界工人阶级。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左派继续鼓动组织起来的工人，作为革命的工具，在20世纪上半叶，但是没有取得成功。
在冷战时期，革命政治的核心转向在第三世界开展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正是在这些后殖民主义的国家，苏联和中国越来越多地企图开辟支持他们各自与西方冲突的战场。由于西方的极端左派慢慢对在自己国家里推动工人阶级革命感到绝望，他们用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替换掉了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他们赋予第三世界同样的内在进步性历史角色，马克思曾经给予工人阶级的角色，把整个西方世界当作信仰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激进左派的多数从社会中阶级冲突的政治中离开，拥抱全球性的道德观战场，其中进步和反动力量的辩证法转变成文化和地缘政治地区的竞争。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激进左派抛弃了工人阶级政治，接受了文化和身份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政治和经济领域转向文化研究，他们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事业。这个思潮的观点正好是马克思深刻信仰的19世纪欧洲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思想的对立面。
在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仍然是世俗的，本质上还是民族主义的时候，至少口头上尊重社会主义的原则，认为这个观点是进步的还能说得过去。随着苏联的垮台，中国转向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非洲和亚洲的世俗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武装起来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成长为最强大的反西方意识形态。面对在当今现实或者维持反对帝国主义作为核心的背景下重新确定他们思想的选择，多数极端左派选择拥抱伊斯兰圣战教义作为第三世界革命的新的化身，虽然表达出对圣战者宗教政治工程的陈词滥调的疑虑和担忧。
文化政治和美国右派的成功
文化政治作为极端左派的阶级政治的替代品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代表了自由派福利国家和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不幸的是，由于越南战争的愚蠢行为葬送了这些成就。由于新左派越来越根据反对越南战争的立场来定位，就和工人阶级美国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民主党政府的社会和劳工政策，和传统的爱国主义。多数新左派虽然使用工人革命的语言，并没有认真打算和有组织的工人团体结合，当时工人团体力量强大得很。它并没有瓦解工人阶级对越南战争的支持，只是局限在民主党社会和民权共识上。相反，推动认同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玩弄反文化的花招，把自己定位成反对美国主流文化的人。这个模式严重破坏了左派政治在工人阶级选民中的可靠性，他们觉得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在动荡的时刻遭到威胁。自由派旅行者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陶醉在新左派的好战姿态中，常常把这些拿来作为时髦的观点炫耀。
通过开展建立在反对越南战争基础上的文化战争，美国的新左派打开了一个通道让来自右派的反攻击，右派在过去35年里基本上垄断了美国政治。保守派偶像崇拜在攻击中使用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永远的自由派精英主宰媒体控制权力的神话。保守派宣传它具有破坏作用，即使他们已经获得事实上的霸权在美国公共生活的几乎所有的主要机构里面。通过这个神话，右派能够从新左派手里抢走文化政治作为攻击的主要路线，和其成功的钥匙。它推销自己是企图摧毁美国社会生活的基础，出卖国家利益给危险的外来分子的虚幻的自由派权力结构的平民反对者。越南战争时代的混乱和分裂的恐怖记忆被精心设计给这个影子剧本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最近，有充分理由的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焦虑被巧妙地利用来维持这个局面。
工人和中产阶级美国人最近投票支持一个一贯牺牲他们这些人的利益，换取位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1%美国人更加富裕的总统。他拆除了所剩无几的社会保障残余，鼓励对环境的破坏，充当把工作岗位转移到工资低的国家的企业利益的代言人。他促成加快预算和国际收支危机可能威胁美国甚至世界经济的基本稳定。他带领美国人进入判断失误的伊拉克战争，好像根本无法赢得胜利。战争是在歪曲事实为幌子发动的，准备不充分，资源严重不足。许多支持布什的选民完全明白这些花招，对他的政策并不赞同。他们这样做就是证明保守派在确定美国政治文本场景上的成功，通过文化政治压迫阶级利益的现实。它也是自由派左翼重新引进阶级议题作为选举过程中决定因素的持续不稳定的直接的后果。不幸的是，新左派首次从阶级冲突转向文化冲突，这也证明了左派总体上的自我毁灭。去年夏天卡特里纳飓风给新奥尔良和海湾其他地区带来的可怕的悲剧暴露了严重阶级差别的严酷现实，和社会的机能障碍，一种方式不能被掩盖的，通过保守的文化十字军分散注意力。它突出显示贫穷的角色，和确定基本错误线路的美国生活种族排斥现在还不清楚美国公众舆论的大部分地区对这些议题的重新复兴是对于可怕的自然灾害的昙花一现的反应还是流行的政治主张的重大变化的开始。
福利国家的衰落
极端左派放弃阶级政治为了追求马克思的革命观，社会民主党左派则抛弃革命以维持对工人运动的承诺。它采取建立在强大的工会组织，市场管理，和通过主流民主过程推动的完整的福利国家的改革派的项目。这个策略在1945年到1975年战后岁月里在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取得给人深刻印象的成就。这些年里在美国也取得部分的成功，巩固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机构，这个阶段还见证了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和工人阶级收入的巨大增长，伴随而来的是整个西方世界贫穷的大量缩减。人口之间收入分配更加平衡，社会福利扩张，更多的人得到医疗和教育。虽然极端左派嘲笑社会民主党人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正是这些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把工人阶级从贫穷和无助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不幸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在过去30年里一直在加速衰落。世界金融市场融合的兴起和数字通讯，产品技术的迅速发展除了扩张自由贸易协议外还破坏了社会民主党力量的传统因素。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资本可以自由的在不同国家间流动，来取得利润最大化，工人工资最小化，工会和政府丢失了大量可以施展权力的空间。工人没有享受资本享受的新的流动性，也没有得到自由贸易协议下像资本一样享受的保护。
在这些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政府已经被迫减员来降低猖獗的市场自由化给工人和穷人带来的影响，作为后卫的努力提供一个带有人文主义面孔的新自由派经济。这些政府被迫拆除福利国家的一些机构，通过减少提供资金的公司税，以便与低工资，提供优惠措施的经济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阶级利益的主张和社会发展的主张不可避免的让位于提高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结果是工人工资面临下降的压力，取消工作安全性，减少社会投资。对于消费者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也逐渐退化。为了适应这个新形势，社会民主党和左翼自由派政党被迫放弃他们阶级政治的传统立场，与保守派按照人家定义的方式进行竞争。
朝向新的社会民主制
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对融合的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扩张做出反应，企图颠覆这个过程。一般来说他们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措施来保护本地市场免受跨国公司的入侵。它以维护当地人利益和环境安全的名义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反全球化论者的担心，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社会和环境脱节和混乱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抗议和平均地权论者和浪漫思想者的努力相似，都坚决拒绝工业革命。
伊斯兰分子企图重新创造中世纪的哈里发帝国已经成为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明显表现出一种不少人都接受极端反动的，反对现代化的心态。它还显示极端伊斯兰团体的迅速增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伊斯兰世界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政权没有能解决发展的问题，没有办法对付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机会和风险。
和极端社会主义者不同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眼光是市场是大规模产生财富所不可缺少的，但是通过市场来平等和合理分配财富就是糟糕的。不是彻底取消市场，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将市场社会化，利用市场的创造性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一小撮企业和金融精英的特权利益。自由贸易的扩张是第三世界发展的必要发动机。这是唯一的可以消除那里贫困的方法。但是如果出现的全球化市场不是局限在或者最大化社会利益的指导，新的财富将继续集中在少数精英的手中。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血汗工厂工人和勉强维持温饱的农民的大量下层社会，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面对下降的工资努力挣扎，工作的不安全性增加，公共福利减少。
为了重新启动社会民主党的工程，作为新自由派攻击的可靠的政治选择，我们必须用国际术语重新塑造来对付全球市场经济。这包含超越单个国家传统的管理工具，因为这些越来越被限制，他们的能力来对资本流动做出反应。两个互补的策略就出现了：
第一是明显的步骤，支持发展中国家新产业中有效工会组织的发展。大规模的工会组织能够明显改善这些国家的生活条件和财富分配。同时还能缩小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工资差距，最终改善工作条件的合并。这样的合并将促进成立真正国际间的工会机构，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全球市场整个领域，以恢复工人阶级与跨国老板谈判的方式。除了给予第三世界和西方的工人能力外，成功的工会组织能够为经济发展做贡献，通过增加第三世界消费者的购买力，扩大西方和当地生产商的市场规模。
第二个策略是利用自由贸易协议不仅向国际竞争开放市场，而且建立一个社会投资和环境保护的网络，确定外国公司进入市场的条件。不是寻找拆除公共领域，和目的国家的管理机构，通过猖獗的自由化，国际自由贸易机构应该被给予积极的社会角色。除了保护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它们还可以强制体面的雇佣规范，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参与成员国的社会基础设施工程。这些都被看作自由贸易的要求。这种扩大了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消除营业税庇护所。最后，它们可以被用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进程。那里人权基本标准，民主政府应该成为加入自由贸易体系的条件。欧盟提供了先例取得积极的成果，因为它扩张包括了东欧原共产党国家，引诱土耳其进行相当的政治改革以便有资格成为欧盟成员。
第二个策略要想成功，自由贸易协议必须由新的决心推动这些政策的进步政府来谈判而不是由保守政府的律师们来协商。为了让这样的政府上台，社会民主党和左派自由政党必须重新把自己的政治核心集中在阶级角色，工会组织，全球化经济的社会投资的重新理解。
译自：“How Class Disappeared From Western Politics”By Shalom Lappin
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