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每天专家们都会给我们大量的意见和观点，涉及的内容形形色色，比如伊拉克的叛乱，玻利维亚的可可种植者，欧洲中央银行家，北朝鲜的政治局等。但是我们对专家的观点有多大的可靠性呢？
乐观的看法是只要那些兜售的专家意见激烈竞争企图赢得敏锐的购买者（大众媒体）的注意力，市场机制将会实现质量控制。那些在报纸评论专栏或者电台，电视台发表意见的专家肯定有良好的记录，否则，他们就可能被排除了。
但是，怀疑论者警告说大众媒体支配我们听到的声音，他们关心的不是公正理性的辩论而是迎合大众的偏见。结果，名声可能与长期的准确性成是负相关关系而不是正相关关系。
直到最近，没有人知道谁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记录成绩。但是20年的研究项目的结果显示，怀疑论者更接近真理。
我在自己的书《专家的政治观点：有多好？我们怎么了解？>>(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基本的观点是从数百名研究几十个国家命运的专家中招揽成千的预测，然后对这些预测进行评价。我们发现媒体不仅没有过滤掉糟糕的观点，而且他们好像更喜欢糟糕的观点，尤其是当真相太复杂无法清楚明确进行说明的时候。
证据分成两类：第一类正如怀疑论者警告的，当成群结队的专家争先恐后抢镜头的时候，许多人忍不住要说他们比自己真正知道的更多。迅速成名的专家和走下坡路的专家是最容易发表耸人听闻言论的人。
1985年到2005年，上涨论者做了10年的预测，夸大宣传金融市场（比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36,000）和世界政治（中东的平静，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迅猛发展）的巨大积极变化。他们认为65%的可能性都是美好的情景，但是在那个时代变成现实的只有15%。
同样在这个时间段，悲观论者的表现更糟糕，在上涨论者强调积极面的地方，夸大负面变化的机会，加上更多的论调（我仍然在等待即将到来的分裂：加拿大，尼日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比利时，苏丹等）。他们预告的70%的凄惨情景在当时只有12%变成现实。
其次，怀疑论者同样警告过，这些过分的预言家从来不会因为说错而受到惩罚。事实上，媒体表现出过分专注于这些出风头的人，同时忽略默默无闻的同事。
我们可以看待这个过程，心里没有强烈的担心，如果跟随哲学家以赛亚•柏林(Sir Isaiah Berlin)，我们可以把专家比作“刺猬”或者“狐狸”。刺猬是那些有巨大思想的思想家，喜欢庞大的理论，自由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环境保护论等。这种自信是有影响力的。他们知道怎样在辩论中占据优势，通过不断增加为什么他们是对的，别人是错的理由。
这赢得了媒体的喝彩。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睬刹车，对其他观点提出拒绝或赞同的理由。他们对于理论看得过于认真了，结果：刺猬出现的错误更多，但是他们在搜索引擎Google上的点击率最高。
折中的狐狸更善于控制他们的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激烈辩论中到底谁是正确的这个久拖不决的不确定性感到舒服，承认自己知识的缺陷，承认反对意见的合法性。他们在交谈中常常加上语言上的修饰语“但是，然而，尽管等”。
因为避免了简单化，狐狸们犯的错误比较少。狐狸常常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刺猬的观点，然后在提出自己的观点让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是的，我的同事是对的，沙特君主制非常脆弱，但是别忘了，政变非常罕见，政府有很多方式控制反对派。“
想象一下你是媒体领袖的工作取决于扩展你的受众范围。你会挑选谁作为专家呢？是平衡双方观点得出结论说最大可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的专家，还是让听众吃惊地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的专家，指出极端伊斯兰分子控制石油造成石油价格迅速攀升呢。
总而言之，让狐狸比较准确的品质也让人他们不那么受人欢迎。
在这点上，说话尖刻的怀疑论者高兴的说我们得到的媒体质量是活该。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创造一个普遍信任的方法保持专家统治的分数。即使那些看重准确性的市民也没有多少办法了解他们做出了牺牲，当他们不看乏味的拳击赛改换频道聆听富有魅力的狐狸的评论。
这里，有个适应所有民主体制的小小的建议：观点的市场效果良好，如果市民很容易看到准确和娱乐之间的妥协，或者准确性和党的忠诚之间的妥协。难道他们不是更有可能阅读记录良好的专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专家或许变得顾忌责任追究制，表现出更多的谦逊，政治辩论就不再那么火药味十足。
这样以来，创造一个保持不同观点的光谱内的可靠性分数的方法就不容易了。但是在如叶芝（Yeats）所说“最好的东西缺少说服力，最糟糕的东西充满了强烈的激情”的世界里，我们值得去尝试一下。
译自：“How Accurate Are Your Pet Pundits?“ Philip E. Tetlock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etloc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