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夏衍（沈端先）先生仙逝10周年。如今的读者，只要是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被称为先生的学生——《包身工》这篇报告文学直到2004年，才从高一的课本中撤出。该文的影响可以说非常深刻，因为它不但影响了学生们的思维方法，甚至成为了以后新制度的注脚。
感谢互联网，让我方便地找到了《包身工》原文重新阅读了几遍，并且找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教师教学用书（电子版），该书从“课文研讨”、“关于练习”、“教学建议”和“有关资料”四个方面，详细地介绍了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如何检验学习效果、如何运用该文分析现实问题。
重读原文及教师用书以后，我想提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
1、“芦柴棒”（文中着墨最多的重点人物）不进工厂的命运是否比进工厂的命运更好？
2、包身工通过卖身契约失去了自由，那么她们获得了什么？
3、通过历史的与横向的对比，让我们看看中日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
4、该报告文学对包身工处境的改善有什么建议？对包身工们改善落后贫穷面貌有什么价值？如何评价该报告文学对脱贫的制度演进的影响？
《包身工》作于1935年，是夏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在详细地占有了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精辟的分析和评论，把劳动强度最重、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奴隶一样做工的女孩子们的遭遇公诸于世，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工人的罪行。同时告诉人们，包身工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温床上，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特殊优惠”的保护，伴随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生长出来的一颗毒瘤。
——摘自（教师用书电子版）第一段。
请注意，这一段所引用的“罪行”之“罪”，其实是道德谴责，而不是法律谴责。因为3年包身工契约是建立在双方合意和自愿的基础上的契约，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那么问题就来了：包身工们如人间地狱般的遭遇，为什么官府不管？将女儿推向火坑的契约，父母为什么会“画十字”并接受10元银圆？这就关系到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包身工们没进工厂的时候，面临的是“咬着草根树皮”的竞争。进了工厂后面临的是“两粥一饭”的竞争。她们父母其实是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下进行了最优选择。因此，夏衍先生谴责她们两粥一饭的待遇太低当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低效农业导致人们生存面临巨大风险的背景，也是该文的硬伤。
包身工的工资到底有多低？夏衍先生在文中介绍说，“芦柴棒”作为生工，“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第一年的平均工钱是每天三角二分，第二年的平均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相当于每月10块大洋。这个“十块大洋”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看看1933年发表的叶圣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介绍就清楚了：对于粮食丰收的地区而言，“糙米五块，谷三块。”既十块大洋相当于在丰收地区的2担大米。她一年的收入相当于24担大米。毫无疑问，这种收入水平比她在农村从事农业，要高的多的多。
问题在于，这个收入被“带工老板”买断了。包身工们通过卖身契约，获得的仅仅是一个从“生工”变成“熟工”的锻炼机会。其实她们还获得了三年后成为“自由工人”的机会和信息。从经济学上来说，该卖身契约对女工们的意义，实际上相当于上海需要招收女工的用工信息的成本。带工老板们掌握着这些信息，该信息如此昂贵，以至于包身工们为了获得它必须支付3年白干的代价。
信息成本属于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越高，对达成交易的阻滞作用越大。但是，这种交易成本到底由谁支付，取决于这种交易对谁更迫切。企业招收合意的员工面临的是利润的诱惑，包身工们获得该项工作机会面临的是延长生存的可能的诱惑。因此，该信息成本由包身工们支付而不是工厂支付，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这种信息的利润水平如此之高，诱导了带工老板们鼓动他们“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在“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招来了“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其实推动上海由一个小渔村演变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东方巴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上海的地利——它在航运成为各国之间资源互补的纽带的条件下，上海成为中外各种资源进行交易和生产的中心。在整个产业链上，带工老板们扮演的是佣工信息的供应者角色。只要这种供应越短缺，那么这种信息就越值钱。道德谴责如果无助于改变这种信息短缺的状态，那么谴责也就无助于改善这些包身工的就业环境（包括吃、住、工作时间等）。
可以推测，如果这种信息的利润水平能保持如此之高，那么，三年以后，将有不少包身工无须从事“自由工人”职业，而是从事“带工老板”的职业，从自己的家乡招收更多的女孩脱离农业，从事工业。我的意思是：利润水平的降低缘于竞争激烈，而不是缘于记者的道德谴责。到现在，通过分工的演化，“人才信息”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行业，而从事这一行业的资本却基本上只能获得平均的收益率。是这种行业竞争而不是所谓的“记者的良心”才导致了信息价格的降低。
我们再来看看中日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夏衍先生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二者（两国的包身工）的差距是：“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正是中国工人的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绝对优势将日本的工厂迁移到了中国。东北师范大学的董长芝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中介绍说：“到1936年，外资纱厂的纱锭占中国全部纱锭数的46.2%，线锭占47.4%，织布机占56.4%。担外资纱锭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厂中，是生产和效率上，华厂远不如外厂”。“从1894年到1936年，中国的官营资本增加21倍，民营资本增加175.4倍。从1920年到1936年的16年间，属于南京政府主导的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
笔者根据湖南省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发布的编译信息提供的数据，2002年八月，日本的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水平是40万日圆。相当于2万7千元人民币。同期中国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706元人民币。日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8倍。是的。中日间工资收入水平差距，从1/3扩张到了1/38。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夏衍先生的该报告文学的价值所在。
1995年，张宝华先生称赞到：“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的，这种艺术感染力深刻地影响了几代读者。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文的最后，用最严厉的道德谴责表达了他的愤怒：“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的冤魂！”
这种道德谴责导致读者很容易得出符合“道德逻辑”的结论：无论中外，资本家都是没有良心的坏蛋。必须推翻这种“人吃人的制度。”
请注意：他既没有提出“工会”之类的维护人权的制度建议，也没有看到只有投资增加，才会增加对工人的需求；只有资本家之间对劳动力需求的竞争加剧，才会提升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才会促使将更多的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使这些原先靠天吃饭的人脱离从事农业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更没有看到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提升穷人的尊严的必由之路。
《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刊登了夏衍先生的新作品《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在该文中，作者写到：“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对比新旧社会“二重天”的时候，中国却正处于由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之中。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没有打动他的良知，留下与《包身工》那样打动读者的控诉。他记录的是“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不客气地说，当记者的良知遭遇了强权的约束的时候，会打折。
文学家都是煽情高手，而且相互学习如何煽情。而经济学家却强调理性，而且相互指责对手缺乏理性导致的人祸。结果文学家获得了习惯于感性思维的读者的支持，经济学却只能得到拥有足够理性的读者的支持。不幸的是：后者只有前者的N分之一。美国的经济学家钱德勒写的《看的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协调的“看的见的手”比亚当•斯密的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经理阶层支配”是现代工商企业的本质。而该书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枕木”发展的历史，结论是——美国：经理式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但是按照文学家的描述，结论却是这些经理们踏着枕木下的尸首发财。
当读者成为作者的时候，夏衍先生的艺术手法就开始成为这些作者的艺术手法。文学性思维既是作者的同时也是读者的思维方式。作者采用的形容词越煽情，越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当下，“血汗工厂”大概就是最符合夏衍标准的新概念。大多数描写“血汗工厂”的文本，都可以从中找到《包身工》的叙述痕迹。
对于所有对“血汗工厂”的控诉，我个人的判断方式是：1、无论是老板、记者、工人、管理人员，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2、每个人都面临着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所有的反应都是基于该压力的反应；3、每个人是否都拥有选择的自由。4、保障其权益的制度是否公正。5、谁在增加工人们的收入水平？是老板还是政府官员还是记者？
“包身工”在夏衍的眼里，是被管理人员欺骗了。但当我们了解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还处于由老天爷的不确定性所作弄的时候，这种卖身契约其实是对包身工们延长生命的最有利的选择。更简单地说：如果夏衍先生自己就处于那些女孩的境遇下，他/她也会作出签约的选择。是的，历史已经证明，缺少保障权益的制度是导致包身工们悲惨境遇的原因。所以，正解是建立保障工人权益的制度，而不是打倒资本家。只要没有由工人自己做主的工会制度，无论谁当资本家，都会无休止地压榨。作家们如果当了资本家，其行为方式将与他们所谴责的老板们一样一样。其实，正是血汗农村的客观存在才导致了血汗工厂的存在。当她们在农村付出了同样的血汗却还不能获得工厂的收入，进入工厂是她们的最优选择。
记者们的义愤填膺导致的结果是记者们的收入上升。在感性思维是大部分读者的习惯的条件下，强调理性思维的记者可能失去市场的支持而被迫要么改弦易辙强调感性，要么被淘汰出局。
如果将记者的义愤填膺放到行业内企业间竞争的筐架下思考，可能发现与“记者的良心”完全无关的观点：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相互挖对方培养出来的质量更高的员工及管理人员。正是老板间的竞争导致工人收入水平上升。其实，只有投资上升才会有就业机会的上升，才会有工资水平的上升。如果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工资水平就无法提升。中国和日本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源于投资水平的差异。而不是源于日本的老板比中国的老板更有善心。更不是源于日本的记者比中国的记者有更多的义愤填膺。
但记者们的义愤填膺却有助于老板们相互诋毁对方。因为这是比提升工资便宜的多的选择。显然，把对方通过记者的义愤填膺式的报道挤跨，对方的员工到自己的企业报到的时候，必须降低工资要求。或者，介时，自己的企业可以提供更加“血汗”的工作条件，工人们却别无选择。
基本上，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最大的地方在那里。包身工们的悲惨不在于签定了卖身契约，而在于没有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自由、在于没有退出游戏的自由，在于没有自由表达的自由。血汗工厂的工人的悲惨不在于他们进入了血汗工厂，不在于没有退出游戏的自由，而在于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维护他们的权益的自由，在于他们没有在媒体上自由表达的自由。在于他们只有被代表的自由，没有自己代表自己的自由。
我不愿意在记者的“良知”上打赌，虽然南都报前主编程宜中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我更加信任制度对记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力。记者报道的客观公正来自读者的苛求和报社间、记者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不仅仅是看不见的“良知”。当记者们的自由受到“看不见”和“看的见”的手制约的时候，在他们的“良知”上打赌，十赌九输。
老板、记者、工人、管理人员，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的实践者，从而是机会主义者。问题不产生于他们的利己行为，而产生于利己的过程中损人。约束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是维护每个人权益的制度。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老板们不是，记者们不是，我也不是。维护权益的制度，才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