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中国的亚运会代表团雄赳赳、气昂昂地征服了多哈亚运会，在会上总共囊括了165枚金牌，创下了历史性的记录。于是乎好生了得，似乎无限风光尽为中国队的旗帜所显耀，为他人却莫属，可谓功绩斐然，彪炳千古。
然而在这辉煌成绩的背后，我们国家为之花费了多少代价？据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透露，这次亚运会夺冠的金牌奖金是3万元一块。（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奖金是2万元。）除此之外，按照惯例，除了国家体育总局给予的奖励之外，各地运动员所属省市的体育部门也将给予相当数目的奖金，而且一般地方上的奖金都会高于总局的奖金。如果按照国家和地方1∶1的保守的奖励比例来算的话，一块亚运会金牌，一个运动员起码可以从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部门相加，总共获得6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这也是大多数金牌运动员得到的奖金。这还不只是奖励的全部，赞助商的奖金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譬如，为了鼓励中国台球队在亚运会上再创佳绩，星牌集团为他们参加的七个项目各设了10万元冠军奖金。这样，包揽三枚金牌的丁俊晖除了从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局那里得到的奖金，还将从赞助商那里得到18万元的奖金，总共将近30万，这还不包括众多小球中心的奖金。
可见，资金的花费是多么巨大，尤其是对于一个尚不算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许多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既然我国主张人权的首要核心是生存权，那么如今将许多贫困地区的人民生存发展问题搁置一边，却优先发展起充面子的“金牌战略”。因此我们该考量金牌主义是否有意义？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过分用心于竞技体育中的名声追求，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荣辱价值观呢？可惜一般的人们还不曾想过。
诚然，凡生命存活于世，总有着追求的，低贱者和高贵者们各为其自有的价值所权衡取舍。尿克螂瞧见大粪便欣喜若狂，苍蝇叮上腐肉就留恋忘返，猫咪嗅到鱼味会精神抖擞，蜜蜂迷上艳花则欢乐起舞，动物无从得知的价值是，对于精神性超越性事物的意义。人之于动物有所不同的是，有着荣誉和面子的附身而增值，然而不同精神气质的人士对于何种荣誉价值观的追求是各不相同的，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现今的民众大都接受过小学和初中的义务制教育，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们可能都体验到，在一般的中、小学学校里，总有些体格强壮些的学生，他们会利用自己四肢躯体的优势，欺凌弱小的学生，因而呈现为一种生物性的本能来，可以称之为侵犯性的能量释放。一般说来，侵犯本性强烈的学生通常读书不会是用功的，智商一般也不会高；若颠倒因果，同样成为常规的是，凡读书差的学生中，几率较高地会出现于动武、示粗、耍野、呈蛮、甚至有刑事犯罪的本能倾向，（美国学者Richard J• 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在1994年合著的《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书中，用实证数据分析的方法证明之）。反之，头脑聪明读书用功的学生往往显示出四肢不怎么发达且勤奋，性情也往往温和斯文（农牧民凭经验知道：好斗的鸡产蛋少；高产的奶牛总是温顺的）。概括言之，在头脑与四肢的发达、勤奋以及以为荣耀与否之间呈现此涨彼衰的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不仅显示为于后天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情状，而且还内在地根植于先天的禀性之中，这在宏观的数理统计意义上，是有着客观的规律可以认识到的，这本合乎生物学原理（可以用拉马克的“习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定律来加以阐释）。
由无数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民族和国家，其气质禀性和精神品行也莫不如此。亮相于世界的竞争舞台上，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各有其自身所理解的荣辱观点，因而在其自身价值观体系中，关于“肉身——精神”秩序排位的荣誉等级各有所不同的侧重，于是呈现为各个特定的价值等级特征的文明观照，因而在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形成了在“肉身——精神”系列上不同的等级秩序排列的秉性特征。德国学者舍勒的现象学行为理论认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因此一个社会中占主流的价值趋向，是渊源于该社会文化传统中最基本的价值形态性质。
于生存竞争之中，人人都得学会扬长避短。对于低智者来说，其策略便是张扬、突出与其自身秉性特征同构的四肢躯体力量的价值，并且贬低高智者对手内在的价值观念。故而，当低智者们凭借着人头数量的绝对优势一旦占据了统治机器里的大部分要职时候，便是觉得该是“翻身当家作主”的好日子来临了，于是低智者内在价值秩序的感悟所引导的价值观就上升为社会统治意识主流的形态。可以理解的是，长期来，在一个贡奉“唯物”为国教的国度里，党性建构的原则突出“劳动”为生产力的源泉和一切产品价值的基础，而“劳动原型”则是以崇尚体力消耗为其功能性的，为此尽力招募低级技能的从事初级物质资料产品的劳作者充当其“先锋队”组织，以及作为“模范”表率，尊粗俗低智者为“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甚而捧为“大公无私”之类的表金封号。反之，知识者的禀性总是与“资产阶级”挂上钩的，是“腐朽没落”世界观的体现。如此的价值导向，无疑会使民众极力张扬四肢躯体的力量，蔑视精神产品制作中的创造性伟力。诚然，历经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有所进步，作为工具理性意义的知识已经大为升值，但是作为价值本体意义的知识和智慧，譬如，对于终极意义的真理的追求和人文价值的关怀，尚未全面能得以纠正并复原至本位，因此，可以说，左倾流毒远未得以肃清。正如直至今天，禁令依然有效那样：不容人们对于文革作深入的批判——其内在机制是同一的。所以说，既然成三尺之冰块，解冻非靠一日之暴。作为经久积习的偏见和异化，已经积淀为民族精神的集体下意识之中。
于是，“负相关”的生物学原理在起着作用，在面子观的意欲努力下，中国民众渴望自己民族有声有色地生存于世间，希望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建立起声望来，只是大多人对于社会进步的各项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数颇感陌生，倘若象奥运会和亚运会的金牌那样的荣耀对于凡夫俗子来说倒是通俗易懂的，因为它仅以最简明直观的排位形式，明白地确证某个国家的某个竞技项目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名列第一。然则另一面，却有相当多的国民不知诺贝尔是何许人也，不知其“奖”为何物，当然也不会因以一个占据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地位始终保持着诺贝尔奖“0”记录的状况而感到羞辱，更不可能会对于我国的腐败（廉洁）指数、新闻自由度、创新指数、商业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等的国际排位十分低下而感到有悲哀和伤心。2001年《中国青年》刊物推出的一份“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个青年人物”的名单，尽管号称为：“精英色彩浓重、视野开阔”，但是该名单还是显示了，作为引领社会人文思潮和开拓民族精神之先驱的诗人、哲学工作者和教育思想家等纷纷缺席，无缘列上，我们民族的人文品位和精神气质可见一斑
此涨彼衰，体育竞技中的“名列第一”荣誉观，其价值在价值秩序学中分析得出，只位列于低贱等级。在这届亚运会上，当一个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打破世界记录的时刻，她充其量举起的只是一百多公斤重的杠铃，但这有什么特别可以振奋人心的呢？这样的新记录创立会给人类带来多少的进步和繁荣？须知，力气比人类强大的兽类多的是，这一百多公斤的重量对于大象来说算得了什么？人难道比大象卑贱？田径赛场上刘翔的跨栏够得上迅捷吗？试想：这又怎能与豹子相比？刘翔难道比豹子劣等？游泳池里的金牌获得者怎能与箭鱼、飞鱼较量速度？鱼儿难道比运动员高贵？那么试问：在自然存在物的等级梯度秩序里，人的尊严何在？
巴斯卡论道：“人只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但却是有思想的芦苇。”人的价值和荣耀理应体现于思想上，即有精神，人用精神性的工具武装自身，方显示力量强大。所以在精神性特质力量充分展示的地方，如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赫然宣称：“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适当的支点，我就能够翘动整个地球！”——这种力量乃谓大智大勇也，所显示的才是真正的人类精神性高贵，孔武有力岂可与之比拟价值意义？正是由这种高贵性所引导，人的价值才得以全面的释放，潜能得以充分兑现，人类社会才得以取得长足的进步，使得人类与动物的差距益发拉大，然而这种精神性高贵却并不均匀地分布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中的，所以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各个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差异。当然，高贵匮乏之处不见得有面子精神的空缺，于是便用竞技体育的金牌来多多填补的有之。
网络上黎鸣先生发过的帖子到处可见：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她说：“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若撒氏的放言真有其事，那么，我们在此还可以推测，如果她对于中国再作一番深入的了解的话，也许会进一步说：“中国只是个经济爆发户而已，肤浅得很，根本成全不了一流强国，因为当今的‘新洋务运动’比起旧的洋务运动还不及，它的价值观导向是多么低贱和幼稚，因为国家的荣誉观仅是为了竞技体育的金牌而不惜巨资投入，自以为取得金牌就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多多获取金牌意味着将“东亚病夫”的帽子脱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