讴歌长城奇迹时，请不要遗忘孟姜女的哭泣
民族主义符号长城，最近再次成为一场喜剧的中心。2006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电稿，宣称世界七大奇迹正在重新评选，中国长城榜上有名。但这则新闻当时并未形成大的波澜。今年5月28日，八达岭长城管理当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目前长城的票数位居第八，于是“中国长城将无缘新七大奇迹”的消息，才开始被媒体广泛炒作，在民族主义社群里，形成戏剧性的舆论反弹。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急不可待地发言，称“该活动属非政府民间行为，有商业活动在内，主办方也不是法定的国际组织。”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长罗哲文也质疑这是“一场商业操作”。单霁翔甚至宣称，对此评选活动既不抵制，也不会组织投票。
这些政府官员和专家的言论，煽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否决运动，还有网友发文揭露评选内幕，甚至连该基金会的“皮包公司老底”都摸得一清二楚，而长城入选这样的组合，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更有网民在网上发帖，掀起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这种浓烈的酸葡萄意味，跟入选的渴望发生激烈冲突，民族主义者再次陷入了集体性精神分裂。
毫无疑问，无论发起者是谁，面对长城入选危机，，最合情合理的方式，就是鼓励民众投票以扳回败局，这既符合游戏规则，也能体现大国风度。但有人竟宣称“不会组织投票”，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通过否定基金会的合法性，来达到否定评选结果的目的。这种迷信威权、自我闭关的鸵鸟政策，再次暴露了文化管理官员的精神弱点。
但中国移动和网通还是向网民提供了高价手机投票（1元1票）的机会。高校学生大批卷入，仅一个月时间，事态就发生戏剧性转变，世界“新七大奇迹”在7月7日揭晓，长城因得票最多而名列榜首。这项结果出乎官员的意料，却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在玩投票游戏方面，显然没有任何国家能跟中国匹敌。仗着人口基数的绝对优势，又经历了超女和好男儿海选的演练，中国人将在所有投票事件中稳操胜券。
此后，中国媒体再掀炒作浪潮，把一个先前判定为“非权威性的商业活动”，又一次弄成了民族主义的狂欢盛典。要不是联合国官员批评该次评选因非洲缺席而“有失公正”，这场自相矛盾、自扇耳光的喜剧，还将继续喧嚣下去，因为它终究满足了民族主义的精神饥渴。
耐人寻味的是，被指斥为“商业性运作”的评选机构没有拿走中国人的钱财，倒是鼓噪投票的中国长城学会和两家电信公司，得以从中渔利，饱赚了一笔。但长城修缮和保护的危机，却始终高悬在国人头上，犹如一把犀利的宝剑。
长城问题却再次成为我们关切的焦点。这座庞大的建筑物，过去一直是专制主义的象征，表达奴役人民和精神专制的帝国立场；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聂耳和闻一多等人的书写，却转变为民族尊严的伟大象征。这种语义的剧烈滑动，构成了长城价值的两重性。
本次长城评选事件，重申了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作为历史遗存的砖石长城，正在面临被严重拆毁的危机，亟需沿线各地政府承担起护卫的职责，但另一方面，作为专制象征的精神长城，却颇有加以仔细甄别的必要。在高唱长城的民族价值的同时，千万不要遗忘孟姜女的哭泣。一个秦代农民工妻子的眼泪，痛切地指证了城墙杀人的暴行。这是何其感人的民间传说，向我们揭出长城的黑暗语义。无独有偶，与长城一同入选的其他奇迹如金字塔、斗兽场和泰姬陵等，都建造在大量尸骨之上，并且都是暴政的产物。这就是古老文明的残酷代价。
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伟大象征，一方面是极权国家主义的阴郁符号，长城的双面性已经昭然若揭。而在颂扬长城的同时，它的负面价值却一直缠绕着我们，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隐形障碍。看不到这点，就无法对长城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估。
长城曾被秦始皇和朱棣两次打造，这两个著名的暴君，犹如一对跨越千年的孪生兄弟，把暴政的文化基因植入了长城，令它的每一块砖头，都染上农民工的鲜血和苦难，比现今的山西黑窑，更为黑暗暴虐。而那些导游词和教科书，一直企图回避这个真相。不仅如此，作为冷兵器防御体系的主体，它是中国人的马其诺防线，从未阻止过北方入侵者的大规模南下，反而成为中国人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心理屏障。它的心灵意义，远远超过了军事价值。在七大奇迹事件之后，重新反思长城的这种双面语义，对国人正确解读和保护“文化遗产”，应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