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遍无德的时代。公共汽车上无人让座，接受资助者对于资助者甚至连声谢谢也不说，不会贪污的官员好像在官场就无法生存下去。由是，我们也生活在一种普遍的道德饥渴状态中，有人甚至已经在认真地讨论情妇也应当具有一些基本的职业伦理。
有了这种道德饥渴综合症，当听到彭宇的遭遇后，很多人的道德义愤就爆发出来了。 南京青年彭宇到底有没有撞倒徐老太太，现在成了一笔糊涂账。彭宇一口咬定自己当初是好心帮助那位徐老太太，将她扶起往医院，反被诬告。法官的判决未能认定这究竟是否属实，而是含糊其词地说，“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比较大的可能性，成了法官责令彭宇承担原告40%损失的依据。
对于法官如此判决，舆论哗然。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法官认定这个比较大的可能性的所谓“常理”：“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如果不是他撞的，应该不会垫钱”，如此等等。在法官这些说法背后，人们可以想象一个阴暗而冷酷、每个人与所有人冷眼相对甚至相互为敌的世界，只有这样的世界上才会有那么些常理。
但是，批评该判决的声音及围绕该判决大发感慨者的反应，却恰恰证实法官所说确实是我们时代的常理。大部分网友想当然地认定，彭宇是好心没好报，无辜受害。另一些人站出来讲了一堆好心帮忙被反咬一口的故事。评论家们也不失时机地宣称，看了法官这样判决，以后谁敢去做好人？这样的反应，其实跟那个判决一样证明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普遍地遗忘了道德、并且回避道德的时代。
城市生活更需要普遍的道德约束
这个时代，人人都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尽管人们尽情地享受着不受道德约束的快感，但也痛切地感受到无道德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看不见但现实的精神压力，和看得见且时刻发生的损害：做生意者担心交易对方不守契约，夫妻们相互担心对方红杏出墙，等等。
社会陷入此种普遍的道德匮乏状态，原因多多。一方面，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尤其是城市化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大量人口脱离“熟人社会”，来到异地，进入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孤独的痛楚，更有解放的欢欣。大量人口不再受熟人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及道德规范的约束。
几乎所有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也许是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发挥作用，在西方社会，人们脱离熟人社会之前，社会结构与道德规范体系就发生了一次大转型。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一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信仰的个人化——尽管这一说法有失简单化。
不是个人不再放弃信仰了，而是个人不再依赖熟人社会的那种方式来实施信仰。事实上，新的宗教加诸个人的道德责任反而更强了：个人必须自己直接面对超验的信仰对象，就自己的行为对其承担责任。个人必须自己、且主要就是自己时刻提醒自己，合乎伦理地生活。
从事后来看，这样的信仰模式当然适合于后来的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之生活。道德对于陌生人社会的正常运转其实更为重要。在熟人社会，人们会进行重复博弈，每个人为了自己未来的利益，必得在与他人合作交易时克制当下的贪婪。而在陌生人社会，个人之间的合作、交易活动很可能是一次性的，个人有极大激励采取机会主义策略。要使彼此不相识的陌生人放心地进行合作、交易，惟有依赖一种普遍的道德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必须依赖于个人的“慎独”：克制自己的贪婪、遵守既有规则，变成个人的一种文化、道德本能。西方幸运的是，在城市化、在人们普遍进入陌生人社会之前，完成了这一精神——社会约束机制的大转型。或许任何社会要顺利地从精神、社会层面上完成工业化、城市化，都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形成这样一套普遍的道德与社会约束机制。
打破计算道德得失的方程
但中国却未能及时地生成城市化生活的这一精神与社会基础。东亚其他国家晚近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固有道德规范体系和社会组织结构完全能够实现西方宗教改革式的创造性转化。但二十世纪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致力于打破固有道德规范体系，这种文化批判后来更演化为十分彻底的社会改造与破坏运动。结果，固有道德规范体系未能实现创造性转化，文人们所想象的新道德终究是海市蜃楼。90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的经济学，更把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普及成一条伦理戒律。
凡此种种前因后源，推动中国跌入一个伦理道德空白的深渊：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机制无从发挥作用，陌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机制也踪影全无。普遍的道德规范体系不存在，人们回复到了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然状态”：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普遍焦虑、恐惧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困境，有些人用断章取义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自我安慰。据说，仓廩实了人们就自然知礼节，或者，必须先有仓廩实，然后才谈得上知礼节。所以，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现实已使人们认识到，仓廩实后，人们未必知礼节。
今天，人人都渴望重建道德。也许人们的这种渴望太强烈，现实又太丑陋了，所以，有些人把五十年代想象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乌托邦而心向往之。大多数人则都有一点愤世嫉俗，听到、看到他人的道德行为，总是本能地表示怀疑，并且试图揭露该人的虚伪。在公共汽车上无人为老人孕妇让座，人人会咒骂这个社会已然道德沦丧。但假如有人让座，很多人又会怀疑让座者是在作秀。人们不相信，在这个时代竟然还会有人做好事。
这正是彭宇案法官写判决书时所依据的常理。反过来，时评家和网民们则义愤填膺地指责、咒骂法官及那位徐老太太。在那些放肆的话语、充满仇恨的言辞背后，依稀可以看到同样缺乏道德滋养的心灵。这些人近乎本能地把徐老太太想象成坏人，把法官想象成糊涂虫，而不愿稍予宽待——在很多事件中，人们都能看到这种苛酷的心态，这也许是道德饥渴综合症的一种症状。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无道德与反道德的陷阱中：人人都对社会之道德匮乏表示痛心，希望社会道德起来。但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包括表达道德渴望的言辞，其实就在继续恶化社会的道德气氛，而没有多少道德方面的建设性价值。人们不自觉地成了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俘虏，为自己的道德行为设置了很多前提条件：如果社会的体制、法律比较坏，那就不要指望我遵守道德。无数人都是精于计算的“经济人”：最好让别人先道德起来，以此作为自己对他人道德的前提。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幸运地成为道德的搭便车者。人们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参与者、行动者的身份表达自己的道德饥渴之感。
可以说，借助于每个个体的理性计算，是不可能走出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的。相反，走出我们这个时代之根本困境的唯一出路，是作为一场精神运动的社会建设与道德重建过程。以某种或多种普遍性宗教为载体，将适合于陌生人社会的一般性道德规则体系嵌入人们的心灵中，变成人们的文化本能。惟有借助这样超理性的精神提升，人们才可能放弃搭便车心理，不管他人对方如何，自己把信守规则当成自己的道德义务。只有经过这样一场精神运动，陌生人社会内部才可能建立最基本的信任，人们才能够节约计算的负担，相对轻松地与他人合作、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