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上不同社会和国民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可以分为两大类：公开的犬儒主义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它们的基本区别在于，当一个人因为犬儒主义而不相信统治意识形态、制度、权威、信仰体系以及由权力或习俗规定和主导的法律或价值规范时，尤其是怀疑和鄙视政府、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的时侯，公开的犬儒主义会在公共言论和行为中表示出来，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则经常不会，不仅不会表示不相信，而且还会假装成相信的样子。
公开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怀疑，公然拒绝，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也是什么都不相信，但正因为对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对什么都可以装作相信。他们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有的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于是索性不去管它相信不相信，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戴面具的犬儒主义者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摘下面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面目。他们私下或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中也会有取下面具的时候。这时候，不加掩饰的犬儒主义就会成为同道者们之间互相联络的接头暗号，一般的饭局玩笑和牢骚都有这样的交际功能。这使得原本以怀疑和不信任为特征的犬儒主义反倒成为一种人际联系方式，也形成一种有群体特征的社会文化。
毕福剑是一个假面社会的犬儒主义者，他在公开的舞台上带着假面，扮演指定给他的角色，释放满满的正能量。然而，在私底下，当酒精松弛了他紧绷的神经，并在“朋友们”之间情绪放松和感觉安全的时候，他脱下了面具。就那么一小会儿，开了个玩笑，就惹上了大麻烦。对毕福剑的大加挞伐也许会暂时有一些杀鸡儆猴的效能，但是，这并不能使假面社会中的人们活得更真实，相反，这只会使得大多数人把假面戴得更严实。这样，假面社会也就会变得越加虚伪和狡黠，人与人之间也会越加相互猜疑和没有信任感，每个人都因为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揭发、出卖和背叛而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里刻划了他所熟悉的那个假面社会，那个社会里的“访客到了西方，会受到莫大的震撼，因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从与火车站的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开始，到处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轻松、神态自若，在这显然当中看不到那种在低垂的脑袋和不安地转动的眼球中表现出的内心紧张情绪，他们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包括公开说出自己的怀疑和不相信，对来自假面社会的人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件足以令人紧张害怕、心有余悸的事情。毕福剑给世人的教训是，哪怕是在本该可以信任的朋友和熟人之间，只要是对任何“别人”开口吐露了“不合适”的想法，就算是玩笑，也会给自己招惹灾祸。
大卫·布兰登勃格（DavidBrandenberger）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幽默》（PoliticalHumorunderStalin）一书里谈到了前苏联的犬儒主义。早在斯大林时期，许多苏联人就对革命、内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集体化运动、工业化、大恐怖、斯大林、秘密警察、苏联生活方式疑虑重重、敬而远之，但却又假装出十分虔信、衷心拥护的样子。只有在私下的家人和好朋友之间（当然是冒着很大危险，因此必须非常小心警觉），他们才敢在政治笑话的揶揄和嘲笑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正想法。
不能公开表达的犬儒主义常会以戏谑和玩笑来表现，玩笑本来就是一种伪装——“我只是开开玩笑，不要当真”。在毕福剑所生活的环境中，玩笑并不只是一种娱乐和排遣，玩笑里包含着不满和批评，因此也是一种认知和评判方式。玩笑是面对“乖讹”（incongruity）事物，对之有所察觉、知晓和排斥后的反应。笑话的对象是被判断为“不好”或“丑恶”的事物。笑经常是普通人对生活中“怪事”和“坏事”——反常、不像话、荒唐、离谱、怪异、荒诞不经的事情——的情绪反应，也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方式。
这种玩笑应对可能是对坏事很在乎，但却没有纠正或改变的办法，只能苦笑而已。它也可能根本就不在乎，只是觉得糗事、怪事滑稽好笑，可以逗人一笑。这两种都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玩笑”，都是明白人的无行动，一个是没有行动的可能条件，另一个则是根本就没有求新思变的意愿。这两种“笑对”都在认知和行为上与犬儒主义有着亲缘关系。
犬儒主义的“玩笑”是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玩笑和环境具有共同的荒诞和笑话特征。许多人带着面具，假装相信，时而一本正经，时而滑稽夸张地扮相表演。犬儒主义者们顺从统治权力，玩它设定的假面游戏，可是，他们并不是无代价地被动游戏，他们有自己的犬儒玩法：规则由你，我与你配合，相安无事，但多少得让我得些好处。这种无是非的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有奶便是娘构成了压迫性制度下假面犬儒主义及其游戏人生的一个主要特色。
与苏联人不同，美国人可以公开怀疑和大声嘲笑他们国家里的两党政治、政客和政府、美国梦、自由民主、福利制度、自由消费，公开拒绝参与公民政治或在选举日投票，甚至公开揶揄上帝、基督教或任何形式的信仰。而且，公开的犬儒主义并不能为犬儒者获取什么个人的好处。由于民众可以公开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体也经常用各种“民意调查”的方式来评估民众对不同对象的犬儒主义态度和程度。
相比之下，苏联人和今天中国人的许多看穿和幻灭是不能公开“说穿”的。这种不说穿不是在心里坚持真实与谎言的区别，而是对这个区别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根本不相信这个区别还有任何意义。观察和分析这样的犬儒文化，当然不可能借助于西方那种民意测试的办法（就是测试了，结果也未必可信），而是必须细致地对许多具体现象或个案进行诠释和解读。毕福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犬儒主义个案，他让我们对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增加了既形象又具体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