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0日，天益网转发了刘国光的《谁在占领中国的舆论阵地？》。环球视野编者按：“在这个对话中，刘国光同志作为一位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敢讲真话，以透彻的分析，深邃的见解，澄清了当前中国思想理论界已经被搞得的很乱的一些重大问题，给人以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之感。这个谈话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应有的那种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以及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这篇对话，分明是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引发混乱，却被评价为“拨乱反正”；分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却被评价为“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明是不满中央的一些新政策新措施，却被评价为“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是非判断、价值观念混乱到了如此地步，真令人难以置信。基于刘国光在理论界的地位和影响，为使改革（包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继续推进，对刘国光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以下刘国光的言论均引自天益网转发的《谁在占领中国的舆论阵地？》，特此说明。
一、判断的分歧：马克思主义真的失去了主流媒体阵地吗？
刘国光说：“许多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而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倒是畅通无阻。”其事实依据是“近两年我写的一些力求坚持与中央保持一致（我这样看，有关领导部门也这样看）的文章，某些媒体，包括我们自己党政机关办的媒体，不愿发也不敢发我的文章，生怕沾上了‘反对改革’的边。”由此，刘国光感慨：“这是我这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这个现象十分奇怪”，并大声呼吁：“让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真正占领舆论阵地，真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在中国，所谓主流媒体，就是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各地的党报党刊。这些报刊不仅是主流媒体，而且是主流媒体的核心层。离开了上述报刊，没有其他任何一家报刊敢妄称自己代表主流媒体。那么，刘国光能否举出具体的统计数据，说明在上述报刊上，不仅“许多”而且“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说明在上述报刊上，“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倒是畅通无阻”。显然，刘国光举不出数据，即使能举出个别文章（因为我的视野没有穷尽上述报刊这些年所发表的文章），所占比例也极少，不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主流媒体阵地。
我的判断与刘国光正好相反，基于工作需要，上述报刊中央一级的必看，本省市的必看，我的判断是：主流媒体依然是宣传、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言论，党中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议、方针、政策、措施，解读和宣传这些决议、方针、政策、措施的文章。
这里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上述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最新言论、党中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议、方针、政策、措施，属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或许，在刘国光看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在我看来，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且，党中央还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新的实践。
或许，刘国光所指的是各社科院、各大学的院刊、学报。刘国光的判断有统计数据吗？有比例说明吗？没有。没有就是信口开河，就是不负责任。再退一步，或许刘国光指的是一些专业报刊，一些不在核心层的综合性报刊。那么，这些报刊所发表的文章能够左右中国的舆论吗？能够左右中国向何处去吗？能够左右人民的选择和愿望吗？如果这些报刊发表了几篇被刘国光认为是错误的文章就能够实现“三个左右”，只能说明，要么是我们的舆论理论阵地实在太脆弱了，主管中国思想舆论的部门失职；要么就是刘国光故意耸人听闻。
刘国光举出的惟一事例就是他的文章发表困难。他说“这是我这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这个现象十分奇怪”。自己的文章发表困难，就归咎为思想舆论阵地被非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明明是自己时代潮背道而驰，明明是不满中央的一些新政策、新措施，明明是错误地和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却要自视为“力求坚持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视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一个以自己的文章沉浮作为立论依据来评判时代、社会，是不是太自大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文章发表困难，除了说明这些文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时代需要，还能说明什么呢？
二、中国改革真的存在方向正确与否的问题吗？
中国改革的方向，掌握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领导的党中央手中。而刘国光却反复强调：“我们知道，改革方向的问题有讲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说坚持改革，他们坚持的方向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叶利钦提出了自由民主主义。改革的结果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颠覆了、端锅了，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成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我不是说前苏联的体制没有问题，怎么正确地改革是另一个问题）。在中国，有些人希望我们走苏东转型的道路，除了这些人，没有人赞成我们重蹈苏联‘改革’导致亡党亡国的覆辙。所以，我们一定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而不能笼统地讲‘坚持改革方向’”。
原来，刘国光忧虑的方向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类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利用改革改变国家的性质。如果举这类例子，是在1989年之前，还可以谅解（事实上，即使在这之前，改革的方向也是掌握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上。邓小平强调，不能因“六四”来否定改革的方向和性质）。而在时间已翻到2007年，举这类例子，强调方向问题，是警告谁？结合刘国光批驳谢韬先生的话，刘国光的意向就一清二楚了。刘国光说：“我们也知道，毛泽东、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问题出在共产党内。苏联覆灭的教训，更证实了这一点。”苏联覆灭的教训是出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以，刘国光是在警告谁，意向所指，令人不寒而栗。如此不负责任信口开河，是在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吗？
就此，如果刘国光的忧虑是无中生有，可以原谅。而如果刘国光坚持认为自己的亡党亡国之忧是又有事实依据又有思想依据，煽动人们起来“清理这样的人物和事情”，恐怕已经不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动机叵测。如此举例，如此忧虑，还能自称“力求坚持与中央保持一致”吗？
也许，刘国光忧虑的是另一类：如谢韬，老共产党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居然撰写宣扬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歪曲和篡改了恩格斯的原意”。“这样的人物和事情，要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清理这样的人物和事情”。
我不会为谢韬辩护，因为谢韬的有些观点我也不认同。我想说的是：1，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十六大报告），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足以辨别理论是非、思想是非；2，谢韬的观点仅仅是一位退休同志的观点。谢韬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可能改变中国改革的方向；3，中共中央的决策、决定、决议，才是中国改革的方向，谢韬的观点不过是一位学者的声音，两者的力量和社会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不可混为一谈。对于谢韬观点中存在的所谓错误，刘国光完全可以就事论事，据理批驳，怎么能把谢韬的影响力上升到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样相提并论，大到可能改变中国的改革方向呢？结论只能选其一：要么是在刘国光看来，今天的中共中央太无鉴别力，谢韬等人的观点就能够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要么是刘国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指能够影响中国改革方向的主要领导人。
学者的学术不等同于中央的重大决议。中央的重大决议中再小的政治问题都可能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重大决议中的每一项要求都必须执行；学术中再严重的政治问题也仅仅是学者的政治主张。因为学者个人的政治主张仅仅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声音。完全没有必要如同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学术中存在严重政治问题就上纲上线，来一场反右，反右倾，甚至来一次清党（指刘国光的话，“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清理这样的人物和事情”），折腾党，折腾国家，折腾人民。对于学术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公开争鸣嘛。如果你认为自己真理在手，这真理又能够被人民所拥护，而真理本身就强有力，必然会驳倒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如果是通过外在的力量才能压倒对手，只能说明自己手中的“真理”底气不足。
改革，既是实践创新，也是理论创新。而且，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足见理论创新何等重要。如果理论已成定论，还需要创新吗？实践永无止境，因而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理论创新，需要解放思想，需要突破既定理论的桎梏。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活力和生命力，就得针对发展了的实践，总结新经验，提取新理论，事实上就是不断地突破自己。由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要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的环境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孕育到诞生到发展，就是在一个充满纷争的环境。真空并不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理论创新的极端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需要不断突破，又需要思想碰撞，思想交锋，所以，中共中央前几年做出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难免出现诸如谢韬等人的观点。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怎么在刘国光眼里，就成为影响中国改革方向的严重问题了呢？
任何学者，包括刘国光等享受人民俸禄的学者，对于如何推进中国改革，也不过是建议者。中国改革方向，取决于中共中央集体领导，取决于这个集体的智慧，取决于这个集体对世界潮流的认识和对人民心声的倾听和采纳。就此而言，中国改革的方向早已敲定，那就是建设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后，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子，就是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此而言，改革的方向问题，没有讨论余地。可讨论的是，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如何解决。学者们众说纷纭，仅仅是为认识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建言献策。在争取中央接纳参考意见的时候，不能自己先定性别人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来提高自己的参考意见能够被采纳的可能度。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应由中央来定。
三、关于社会主义
刘国光认为，“有些人任意歪曲社会主义。现在，不讲社会主义的少了，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多起来了。比如‘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等。”接着，刘国光一一批驳“社会主义新模式”、“人民社会主义”。
刘国光质疑：“‘社会主义新模式’。 刘国光说：据发明者说，这个新模式是由四个要素整合起来的，即（1）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2）市场经济；（3）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四要素。这四个要素能构成社会主义吗？”刘国光指出：“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这里没有讲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重要的公有制为主体，只有混合经济，抽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这里没有讲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前提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性质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这里没有讲按劳分配为主体，只讲结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作者说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是坚持社会主义最重要因素之一，但共产党领导的如果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不是按劳分配为主体而是按要素分配的经济，恐怕这个共产党本身就要变质变色。大多数劳动人民不希望这一点，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走上这条路。总之，四要素构成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模式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模式。
我认为，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已经回答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做了有益的实践和发展，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等重要文献都有具体的阐述。作为学者，再去归纳什么“社会主义新模式”，意义不大。学者的作用，不过是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第二，刘国光把“四要素构成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断定为“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模式”，事情就严重了。众所周知，什么观点一上升为“资本主义自由化”，
在曾经的岁月，就有被开除党籍、被封杀的可能。好在今天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一切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学者，都应该并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都是学者，都是在理论探索，动辄上纲上线，置对方于死地，只能表明刘国光学术心态不好。针对刘国光的质疑，我提两个反问，讨论一个问题。
两个反问的是：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内容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体现吗？为了把别人的观点生拉活扯到资本主义自由化，就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化也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政治思想太混乱了？2，“社会主义新模式”提到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吗？自己做出假设（而且是假设共产党领导的“如果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怎么能推论出是对方的观点给予定性定论呢？
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公有制经济，如何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在十六大报告里有准确地阐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与刘国光的根本分歧是：如何理解公有制，如何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
综观刘国光的言论，刘国光的公有制是传统理论意义上纯之又纯的公有制。而今天，党的重要文献所指的公有制经济，已经包括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混合经济，而且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为什么说是“伟大创举”？是“历史性贡献”？体现了“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就是因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传统理论中，很难结合。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主要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个主要是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终于找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那就是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既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必然还有一些公有制的次要实现形式。如此等等，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概括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仅仅是表述不同，怎么在刘国光的眼里是抽掉了“以公有制为主体”。“投资主体多元化”，肯定是混合经济。要么是刘国光本身就没有深入研究党的重要文献，没有厘清“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里公有制与混合经济的关系，要么刘国光本身就对“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持抵制态度，由于不敢明言反对，换个方式，以批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为由，达到批判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意图。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分配方式上，也就有了不仅要按劳分配，还因按生产要素分配。面对新情况，中央也认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先，按生产要素分配已经包括了劳动，并将劳动已经排到了第一位。第二，如同刘国光所言，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在实际分配中，不同所有制企业，甚至不同生产方式的企业，只能是不同的分配方式，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也需要完善。你能要求歌唱家与同台劳动的伴舞、乐队、场景等工作者在收益分配中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吗？“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总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初分配只能“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国家的力量，更多地体现在再分配上，注重公平。如果仅按生产要素分配，必将产生两极分化。关键是再分配能否注重公平。如果再分配注重了公平，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由此，在公有制实现形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实现形式也将改革和完善。
刘国光认为：“人民社会主义模式”的五个特征有些用词是抄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上掩盖不住反社会主义的实质”。“人民社会主义”具有五个特征：（1）以民为主；（2）市场经济；（3）共同富裕；（4）民主政治；（5）中华文化。而“人民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刘国光定论的理由是：“公有制为主体没有了，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了，用中华文化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刘国光的立论依据不堪一驳。道理很简单，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经典表述。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照刘国光的逻辑，邓小平没有谈到公有制为主体，没有谈到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谈到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表述也含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呢？显然没有。公有制为主体、宏观调控、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石和支柱。在这些前提下，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提出些新看法，有可能不周全，但不至于动辄就是反社会主义。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
刘国光口口声声谈马克思主义，并毫不客气地接受奉承者吹捧的“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刘国光所谈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凡是实事求是，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就会取得胜利。反之，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所以，实事求是就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新问题、新情况，制定不同的战略、方针、政策。可见，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由于实践在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新的实践中发展着，创新着。所以，解放思想，创新理论，对党的事业至关重要。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解放思想，主要是“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江泽民“七一”讲话）。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里有三个联系紧密、层层递进的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解放思想，并非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重要的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新的实践，才能把党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从指导思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从实践意义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主要反映在两个重要文献里。这两个重要文献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
我们分析刘国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态度，就清楚刘国光是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一位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刘国光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转轨’还要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 依行文的逻辑，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是为“保证计划性”。
“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实际上就是坚持“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首先，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也有政府调控，也有计划。所以，政府调控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包含了政府调控，包含了计划。我的意思是，在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即使是发展市场经济，也不会反对政府调控和计划。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特性是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作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日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支撑，来保证，而不是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那样主要依靠政府的计划和调控。所以，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一字之差，是两种经济体制的区别。所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着力，而不是在保证计划性上着力。
其实，刘国光的态度很明白，就是坚持“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他引用了江泽民在十四大前中央党校的讲话内容，引用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内容。刘国光完全曲解了江泽民、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江泽民、邓小平的讲话是1992年，主要针对那些反对市场经济而言。如今是2007年，已经过了15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15年前还没有到了进一步完善的程度，中国经济及其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检索15年来中央一系列重要文献，都不再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概念了。
到了2007年，依然坚持“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用简单的“有计划”来替代“社会主义”，已经不是概念上的偷梁换柱，而是20世纪80年代用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来抵制市场经济的继续。时过境迁。80年代的讨论可以轰轰烈烈，如今已经被探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借鉴已被实践证明是有用的经验等滚滚洪流所代替。刘国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学文章必然很难发表。无奈之下，归咎为“在经济学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地位被边缘化”。是刘国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学思想因为落后时代被边缘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地位被边缘化，人们一目了然。
那么，马克思主义地位真的被边缘化了吗？
对马克思主义地位是否边缘化的感受，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自身的立场、观点和态度。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性质划分，大致可分三类：有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有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马克思主义，有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左的东西为什么肆无忌惮，就因为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了些什么作为评判标准，作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即使后果严重，也不会承担大的政治风险。所以，邓小平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重温15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几乎就是针对刘国光的对话。
解放思想，就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反对教条主义），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反对修正主义）。继承和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得承担政治风险，承担主要是来自教条主义的抵制，因为教条主义自以为是正宗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所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胆识。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中央强调的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新的实践。这方面，胡锦涛已有多次论述。
为什么中央强调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源自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将进一步丰富，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计划经济，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逐渐消除私有化，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鼓励和支持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时期，即使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层，出现各种利益群体，不是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现专政的方式去解决利益冲突，而是通过协调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来解决，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
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开放的理论。实践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极端重要，思想理论繁荣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同样重要。马克思主义是总结和吸收人类优秀成果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离不开对人类优秀成果的继续总结和吸收。马克思主义总结、阐释和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是仅对中国的发展规律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中国，也表现为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的推动。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批判性吸取的营养，提供了创新理论的思想碰撞。改革开放近30年，没有这些思想碰撞，就难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就难有持续近30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快速发展。所以，介绍、研究其他国家的经济思想、流派，正常得很，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可碰撞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中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对近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特别是刘国光认为“在经济学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上升”之后的近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总体上看，刘国光是肯定？还是否定？如果是肯定，就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上升，严重干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地位被边缘化。如果是否定，中国问题大于中国成就，也许就存在刘国光指出的问题。事实上，中央对改革以来的成就，对近些年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应批判。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严肃的政治概念。这个严肃的政治概念，理应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及边界。如果没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及边界，必将伤害无辜，损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如果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及边界，那么，刘国光就应该有理性的定义表述，并以此为衡量尺度，检索中国报刊杂志。然后才能得出判断。然而，刘国光没有这样扎实地去做。我只能说，刘国光的结论是草率的，凭感觉的。这种感觉，仅仅是刘国光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仅仅是刘国光所认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上升了。
五、中国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就巨大，问题也有。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可见，在《决定》所列举的问题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内部矛盾和问题，另一类是敌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解决敌我矛盾和问题不是本文主要讨论内容，本文重点讨论针对刘国光的观点讨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问题。
我认为，中国众多的社会内部矛盾和问题，主要根源正是来自刘国光所捍卫并力图发扬的“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
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流经济的情况下，坚持“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那么，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政府的职能就是二元经济政府职能。我认为，实际情况也大致如此。
那么，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二元经济政府职能是什么特性的政府职能呢？
二元经济政府职能使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有了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更多更大的寻租空间。如中纪委所指出的“权力三化”（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曾经已是普遍现象。由此，腐败屡禁不止，因为这是政府权在两种职能并存的情况下如果谋取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游刃有余；有了发展很不平衡和收入悬殊，因为通过向权力贿赂所获得的商业利益是超常规的高额回报；由此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因为政府更喜欢将理应产生更多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给能够为政府带来政府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的东西。
也许刘国光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这个美好的主观愿望只能在假设每一位党和政府的权力人物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事实上，如反腐部门和中央的判断那样，反腐成果多多，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维护“二元经济政府职能”，必将加重已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来自市场经济不健康东西的挑战，如假冒伪劣、社会信用失范等，也有来自计划经济的挑战，如妨碍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垄断行业恃强凌弱，加重社会的不公平。由于二元经济的客观存在，所以，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虽然中国经济的主流是市场经济，而计划性经济、权力经济、伪劣经济，充斥其间，带来众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二元经济及二元经济政府职能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出现的、众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只会加重。
化解这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只能是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只能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相适应。这些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如果这些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得到解决，那么，如今的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和缓解。
而无论是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转变政府职能，都将改变政府权的传统影响力和权力人物的利益格局。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中央认为的改革处在关键时刻，主要是指全党能否经受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考验。而不是刘国光们认为的“现在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又有各种思潮泛滥”。
可见，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现阶段，决不是朝着刘国光强调的“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强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二元经济及政府职能方向走，而是相反，促使经济更加市场化，促使政府职能转变。
六、结论
综上所述，刘国光不是一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国光的思想和学说在今天只会干扰改革的深化，加重改革的成本。
这篇文章结束时，我想起了几句诗：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胡锦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
俞可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季明、刘光明《解放思想是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