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尊敬的朋友中颇有几位是郎咸平先生的至交好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告诉过我，郎咸平与在北京军队大院里长大的铁杆官僚子弟一样，是从中国大陆追随蒋介石父子逃往台湾的下级军官的儿子，他所向往的从来不是欧美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而是中国大陆持续了 5000年的忠君报国、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中国特色的专制意识，换言之就是政学合谋加政教合一的"劳心者治人"的强权愚民意识。
由今天的郎咸平的慷慨激昂，首先让我联想到的并不是"劳心者治人"的孔门儒教的两教主孔子、孟子，而是后来以反孔出名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甘心充当专制喉舌的所谓鲁迅专家们从来不肯告诉本国人，早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借助于狂人尼采的超人学说，把中国孔门儒教的强权愚民传统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极端境界，从来发明了一种被他称之为"神思新宗"的把宪政民主等同于极权专制的变态邪教："近世之人，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鲁迅的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最高代表，自然是非尼采莫属。按照他的理解，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
为证明尼采"用庸众为牺牲"的"个人主义……超人之说"也就是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绝对合理性，鲁迅并没有举出现代欧美社会"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真实案例，而是借助莎士比亚所虚构的历史剧《裘力斯 ·恺撒》，回到还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及法律程序的古罗马时代，去寻找普通民众"无特操"的证据："是故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嗟夫，彼持无政府主义者，其颠覆满盈，铲除阶级，亦已至矣，而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
该撒即恺撒，安多尼即与布鲁多合谋刺杀恺撒的安东尼。这段话中关于恺撒之死的描述，取材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裘力斯 ·恺撒》的第三幕第二场。这种戏剧化的故事情节，是完全不可以当作历史事实来引用的，当时的鲁迅显然不懂得这种常识性的学术规范。由此而来的不惜"用庸众为牺牲"，更不惜采用"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的暗箱操作的超人救世加超人专制的"惟超人出，世乃太平"，恰恰与构成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外中偶像斯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尼采诸人极端反专制的原始追求背道而驰。鲁迅进一步发挥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所谓"人国"，也只能是把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与尼采的"超人之说"捆绑嫁接的超人救世加超人专制的异化"人国"。
正是为了充当中国式的"劳心者治人"而不是"劳心者治官"的"以导师自命"的特殊超人，鲁迅于1925年为了婚外情人许广平，不惜牺牲教育佥事的职位挺身而出站在造反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及苏俄一边，直接促成了"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的"三一八"惨案。到了1928年，已经成为国民党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鲁迅为了1000字10元的最高稿酬和左翼盟主的超人地位，左转成为中国共产党及苏联的赞美者和歌颂者，直接为1949年之后一次又一次引蛇出洞的"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的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埋下了超人救世加超人专制的伏笔。鲁迅所谓的"超人"与"庸众"之间"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说穿了就是替毛氏伟人预设了一个把左、右文化人一网打尽的天罗地网。
整整一个世纪过去，身处"香港特区"的郎咸平偏偏扮演起了藏身上海租界的鲁迅的教主角色，为最高当局"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的不明不白的政治清算摇旗呐喊，而偏偏不知道或者说是不敢于在反贪官必反皇帝的"劳心者治官"方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宪政民主文章。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与郭宇宽一样对这位 "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深受广大民众的爱戴的经济学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假如郎咸平当真有爱国报国的胆量和勇气，我是很想请他放弃香港特区的特殊地位，来到首都北京与我一起变"劳心者治人"为"劳心者治官"的。
2007-8-27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