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是吴文藻教授最得意的学生。他1930年插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正值吴先生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事业的初期。他此前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吴先生做学问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愿意跟着他走。吴先生也为他精心安排学习的道路。1933年燕京毕业后，吴先生让他投考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Shirokogorov)教授学习人类学，打下了扎实的体质人类学基础。1935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还获得公费赴英留学资格。接着，吴先生又为他联系到了去广西大瑶山瑶族社区进行调查研究的机会。
这时，费先生有一位志同道合的热恋女友，也是吴先生燕京高材生王同惠。她读一年级时，费先生读四年级。两人相识后，费先生刚译完一本英文著作《社会变迁》，王同惠则正在翻译一本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这种译事大大加强了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当王要求阅读费的译稿时，费建议她对着英文原版书边阅边校，将来作为两人合译书出版。王提出一个“对等原则”，要费对着法文原版书阅校她的译稿，将来也作为合译本出版。在合作译校《甘肃土人的婚姻》时，王曾问费：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实际上，像费孝通一样，她当时已深受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影响，极有志于从事社区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因此，当她知道费先生有机会去广西大瑶山进行社区调查时，极愿一同前往，认为这是实现自己梦想的良机。吴先生也觉得，有个女性参加，对了解谣族妇女和家庭生活有利。于是，他俩便在暑假开始时举行了婚礼，作为夫妇，从1935年10月11日起，开始了广西大瑶山瑶族社区调查。但极其不幸的是，在他们调查计划完成前的一个多月，1935年12月16日，费先生遇险受重伤，王同惠为了救他坠下悬崖牺牲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只有108天。费孝通痛不欲生，认为自己活下来只是为了实现爱妻牺牲前夕两人共同立下的志愿：写出并出版一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的巨著。
1936年养伤期间，费先生在将大瑶山调查材料整理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书稿后，接受他姐姐费达生的劝告，于初夏时到老家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小住一段时间，一边养病、休息，一边看看村里他姐姐主持经办的合作社丝厂的情况。刚住进丝厂时，他并未想到要在这里进行社区调查，一旦亲眼看到这里农民劳动与现代缫丝机器的结合，他的心灵就被触动、被吸引住了。他为这个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的新鲜而有重要意义的场面所激动，清楚意识到：“开弦弓是中国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目前仍在我国进行着，世界各地也有这样的变迁。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实际的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外，在过去10年中，开弦弓村曾经进行过蚕丝业改革的实验。社会改革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应该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各种社会变迁。通过这样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发现某些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问题。”(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第18页)
基于以上认识，费先生用两个月时间，在姐姐帮助下，顺利地对开弦弓村进行了认真的社区调查，获得了丰富而有用的资料。据费先生后来回忆，他进行这次社区调查，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对得住为他而牺牲的爱妻王同惠，实现她生前未竟的志愿；一是为了证实当时尚不大见信于社会人类学界的他的一种信念，即认为一向用来研究野蛮社区的社区调查法，也可用来研究文明社区。假如他这次的社区调查研究成功，其成果为社会人类学界所接受，那么，他就使人类学从野蛮社区研究转入文明社区研究跨出了第一步，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936年9月初，费孝通带着《花蓝瑶社会组织》书稿和开弦弓村调查资料赴英留学，并在船上将开弦弓村调查资料整理成书稿，称为《江村经济》。这也是吴文藻教授为他安排的。原来，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有一位英籍波兰裔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他是功能学派开山人物，社区研究首创者。1922年，他出版了当时震动人类学界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这本书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拉尼西亚的一个小岛上，用土著语言、与土著共同生活作亲密细致调查所收集材料写成的，书中对该部落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描述，成为功能学派的代表作。这样，不独马林诺夫斯基成为声威卓著人类学家，他所在的学院成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公认的人类学学术中心；而且不到10年，功能学派也成为人类学中最有权威的学派。然而，物极必反，马林诺夫斯基这种在“野蛮的”、“原始的”、“部落的”或“有文字前的”社会进行的社区调查研究，日益公式化；而且未经调查研究的这种社会也迅速减少，几尽枯竭。因此，马林诺夫斯基急欲将其野蛮社区调查研究法试用于调查研究现代社会，即文明社区调查研究，他早就将自己主持的席明纳(即讨论课)定位为“今天的人类学”。
当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注册时，马林诺夫斯基和吴文藻都在美国哈佛大学参加建校300周年纪念会。当他了解到吴文藻的社区研究计划和费孝通已完成的两项社区调查、特别是开弦弓村调查时，他非常兴奋，认为和他的“今天的人类学”研究计划不谋而合。回到英国后，便从他的学生、费孝通原导师那里要来费孝通，自任其导师，并同意原导师意见，根据费孝通《江村经济》书稿内容，确定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作为其博士论文题目。此后两年，这篇论文经过与导师以及在导师主持的席明纳上一章一章地讨论、修改，然后才定稿。在论文答辩通过的那天晚上，马林诺夫斯基将论文推荐给伦敦劳特利奇(Routledge)书局，并应该书局之请为论文作序，称：“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实的描写，时感令人嫉妒。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已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
马林诺夫斯基的推荐和赞誉，使费先生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亦称《江村经济》)一书蜚声国际，几乎成为全世界各大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参考书。他的成就，固然建基于他长期从事社区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辛勤劳动，但和他有幸遇上马林诺夫斯基这位恩师是不无关系的。
1938年初秋，费孝通在看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清样后回国，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燕大―云大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亦称社会学研究室)，从事实地调查。两周后，他便一头钻进了农村，于11月15日至12月23日，在云南禄丰县农村进行实地调查。1939年上学期，他到西南联大兼课，讲授“生育制度”。我选读了这门课，于是便成了他的学生。当时，他长我还不到3岁，师生间无拘无束，既是师生，也像朋友。我和清华社会学系同学张宗颖、史国衡、张之毅等常常到他家去请教，和贤良好客的费师母孟吟也熟悉。他讲课方式自成一格，和现在某些让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抄笔记”的大学教授讲课方式迥然不同，既无教科书，也没有讲稿；用中文，有时也用英文；内容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知识面窄而又不习惯于思考的学生，也许听完这门课后印象不深，所获无多。但是，如果你知识面较宽，听课时注意思考，善于捕捉他讲课内容的精华，你就不仅是获得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还能触类旁通，联想到与这门课程有关的一些学术问题与社会问题，使你学术视野开阔，，深思遐想，渴望遨游更加宽广而灿烂辉煌的学术殿堂。
更加不拘一格的是费先生的考试方法。他在《生育制度》课结业考试时，出了两道题。他说：“做两道可以，做一道也行；按照我讲课内容答可以，只要你言之有理有据，你自出心裁也行。”出题以后，他并不监考，却离开了教室。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也无法抄书。我当时只做了一道题，而且完全是根据我自己关于这门课程的知识和推论来作答的。幸运的是，费先生给了我全班最高分。
由于我毕业后去了重庆，没有参加费先生在呈贡县魁阁组织的学术活动，此后数十年，虽然常常读到他的著作，也见过好多次面，但他的官越做越大，虽不能说有云泥之隔，却几乎再也没有享受到像在西南联大时那样无拘无束地亲受其教育的愉快。1997年，他为我主编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题写了书名。
2007年4月8日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