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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

  

  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向中国输入进来大量的西方器物与文化,对清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学与清代文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对清代的思想、学术和文化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历史,超越“夷夏之防”的固有思维模式,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要以夏变夷,严防以夷变夏,这是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里的华夷、夷夏,不仅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核心观念是华夏文化远远高于夷狄文化。在先秦时代,它指中原农耕文化高于周边游牧文化;后来则长时间地沿续了这一观念。清代以来,这一观念被用来抵制西学,以及西方思想、学术、文化的渗透与影响。近年来,熙熙攘攘地编《儒藏》,倡“国学”,纷纷开办国学研究院、国学讲习班,同时,响起了一片反对西化、反对西方渗透的呼声。从这中间,不难看到“夷夏之防”这一思维模式是多么顽强,多么根深蒂固。

  我们不必反对当前的“国学”热。的确,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太热衷于同传统思维、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对丰厚的传统思想、学术和文化资源太轻视了,太忽略了,太缺乏深入的研究了。其实,两三千年也好,三五百年也好,在文明兴衰的演变中,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同时性。我们同两三千年前、三五百年前的先辈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从前贤深邃的思考中仍可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但是,我们也不必因为当前的“国学”热,就视西学为洪水猛兽,视西方文化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视“西化”为“以夷变夏”,似乎重视西学就会使中国不成其为中国

  有清一代,其统治者正是一直被视之为“夷”的满贵族,正因为如此,清统治者特别忌讳“华夷之辨”、“夷夏之防”。清代统治者强令男子留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以马蹄袖、旗袍取代汉族原有衣冠,这是名副其实的“以夷变夏”,但又正是清王朝倡导和维护“国学”,可谓不遗余力。

  清王朝可谓“国学”最为昌明的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不仅为统治者所信奉,而且渗透到民间,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天理、灭人欲,纲常名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宋、明时代。到处都是贞妇节女的贞节牌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人人熟知的信条。戴震发出“天理杀人”的呼号,便反映了理学的威力。至于朴学的兴起,则将传统经学、史学、诸子学的考订、诠释和解读,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收录在《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成果。然而,“国学”的昌明并没有带来国运昌盛,没有能防止天朝走向崩溃。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封闭、自大与保守,成为那时中国落后于西方、落后于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最终使中国面临被开除球籍的严重生存危机。

  中国古代的所谓夷狄文化,主要是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它们曾冲击和破坏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但也为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新的活力。后来,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输入中国,这大体上是与一种农耕文化中国原先农耕文化的交流,经过双方的磨合,不仅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宗派,而且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和文化的转型,直到宋、明理学的创立。近代以来,中国所广泛吸收接纳的西学,并非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而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和世界联系的形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而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

  中国师法西方,吸取西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并没有使中国因此而丧失自己;相反,却推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走向了伟大复兴。师法西方,推动了中国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中国发展道路新的选择和中华民族新的腾飞。由于师法西方,打开了中国的眼界,活跃了中国的思想,不仅使中国新学科迅速诞生,从而能够积极同世界进行平等对话,而且使中国所固有的思想、学术和文化获得了新的营养,焕发出新的活力,从固持走向流动与创新。

  试看今日之中国,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到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从现代企业到信息技术化生产模式,何处不西化?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遍布全球的产品是“中国制造”,又何处不中国中国人尽管穿了西服,也仍然是中国人!我们只有自觉地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不再日夜忧心地处处防备“以夷变夏”,以更为开放的心态,自觉吸收和利用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方能更为有效地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方能真正自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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