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向中国输入进来大量的西方器物与文化，对清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学与清代文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对清代的思想、学术和文化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历史，超越“夷夏之防”的固有思维模式，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要以夏变夷，严防以夷变夏，这是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里的华夷、夷夏，不仅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核心观念是华夏文化远远高于夷狄文化。在先秦时代，它指中原农耕文化高于周边游牧文化；后来则长时间地沿续了这一观念。清代以来，这一观念被用来抵制西学，以及西方思想、学术、文化的渗透与影响。近年来，熙熙攘攘地编《儒藏》，倡“国学”，纷纷开办国学研究院、国学讲习班，同时，响起了一片反对西化、反对西方渗透的呼声。从这中间，不难看到“夷夏之防”这一思维模式是多么顽强，多么根深蒂固。
我们不必反对当前的“国学”热。的确，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太热衷于同传统思维、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对丰厚的传统思想、学术和文化资源太轻视了，太忽略了，太缺乏深入的研究了。其实，两三千年也好，三五百年也好，在文明兴衰的演变中，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同时性。我们同两三千年前、三五百年前的先辈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从前贤深邃的思考中仍可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但是，我们也不必因为当前的“国学”热，就视西学为洪水猛兽，视西方文化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视“西化”为“以夷变夏”，似乎重视西学就会使中国不成其为中国。
有清一代，其统治者正是一直被视之为“夷”的满贵族，正因为如此，清统治者特别忌讳“华夷之辨”、“夷夏之防”。清代统治者强令男子留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以马蹄袖、旗袍取代汉族原有衣冠，这是名副其实的“以夷变夏”，但又正是清王朝倡导和维护“国学”，可谓不遗余力。
清王朝可谓“国学”最为昌明的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不仅为统治者所信奉，而且渗透到民间，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天理、灭人欲，纲常名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宋、明时代。到处都是贞妇节女的贞节牌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人人熟知的信条。戴震发出“天理杀人”的呼号，便反映了理学的威力。至于朴学的兴起，则将传统经学、史学、诸子学的考订、诠释和解读，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收录在《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成果。然而，“国学”的昌明并没有带来国运昌盛，没有能防止天朝走向崩溃。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封闭、自大与保守，成为那时中国落后于西方、落后于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最终使中国面临被开除球籍的严重生存危机。
中国古代的所谓夷狄文化，主要是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它们曾冲击和破坏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但也为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新的活力。后来，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输入中国，这大体上是与一种农耕文化和中国原先农耕文化的交流，经过双方的磨合，不仅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宗派，而且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和文化的转型，直到宋、明理学的创立。近代以来，中国所广泛吸收接纳的西学，并非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而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和世界联系的形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而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
中国师法西方，吸取西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并没有使中国因此而丧失自己；相反，却推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走向了伟大复兴。师法西方，推动了中国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中国发展道路新的选择和中华民族新的腾飞。由于师法西方，打开了中国的眼界，活跃了中国的思想，不仅使中国新学科迅速诞生，从而能够积极同世界进行平等对话，而且使中国所固有的思想、学术和文化获得了新的营养，焕发出新的活力，从固持走向流动与创新。
试看今日之中国，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到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从现代企业到信息技术化生产模式，何处不西化？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遍布全球的产品是“中国制造”，又何处不中国？中国人尽管穿了西服，也仍然是中国人！我们只有自觉地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不再日夜忧心地处处防备“以夷变夏”，以更为开放的心态，自觉吸收和利用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方能更为有效地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方能真正自立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