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次在伦敦街头为打道回府而购买物品，在英伦友人的陪伴下选中一个Nike牌的双肩背包，付过钱我随意问了一句：这是真Nike还是假Nike？友人对这个问题大惑不解，深表惊诧，问：他为什么要造假的卖假的？那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即使那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起眼的路边小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而西方的消费者对这种问题完全没法理解，他们与我们处在非常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下。
很多人可能都感受过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的难处和难度：你得具备方方面面的知识（并非常识），有些还相当专业——从物理、化学、机电、材料、建筑、通讯到医学、农业、经济、法律乃至社会、文化、心理，能在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中辨识真假，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你得有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能自己动手解决生活中不时发生的水、电、电器、家具等方面的故障，会修理马桶漏水、电路短路、电脑故障等等；你还得人情练达，通晓世故，有很强的社会交往能力，遇事能找到熟人，拉上关系，解决正常情况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自身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承受各种打击而百折不挠。想想吧，作一个普通消费者容易吗？哪里仅仅是花钱买商品、买服务这么简单啊？没有规范的市场、合理而有效的制度，普通消费者就会逐渐趋于全知全能，因为最普通的需求的满足也会让人感觉是处处陷井、事事磨难，没有足够的“精明”，只能自认倒霉。而实际上这种被要求全知全能的消费者又是最缺少知情权的，信息残缺，虚假广告，官、商、名人联合作秀会让消费者在以为是自主选择和舒服愉悦中被愚弄和被宰制。
扩展一点来看，在一个制度不健全、规则运行不灵的社会中，普通社会成员也只能越来越“精明”，这种“精明”是社会培养出来的。时常能听到国人嘲笑西方人“傻”和“笨”：比如，购物时一旦收款机出了故障，店员就不会算帐，只能等机器恢复正常；家庭用品有一点毛病就得等专业人员上门修理，甚至连换个灯泡、安个保险丝这样的小事自己也做不了。殊不知一个制度设计合理良性运作的社会并不需要每个个体都聪明过人，都成为专业人士。
人人都必须“精明”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了社会的毛病。没有合法合理的制度与规则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人人做事事都得提着心，吊着胆，把任何对方都看成不怀好意的骗子，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吃亏。而时至今日，即使是熟人、朋友也难以信任，“杀熟”之举不是已经屡见不鲜了吗？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因为基本的信任结构已经崩塌，交易成本高得惊人。而比比皆是工于算计的“精明人”与小人的距离已不遥远，
盛产“精明人”的另一重要机制就是社会的评价体系。“精明人”精于包装炒作，擅长把没有实际内容的形式妆点得花哨热闹。而一个社会评价机制如果不断地肯定、褒奖这种做法，而且让这些人得到各种好处，那将使更多的精明人层出不穷，会败坏一个社会的风气并给下一代人的选择带来极坏的影响。虚夸浮躁之风盛行对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决无益处，“精明”的基因是否会改变生理遗传特性尚不得而知，但由“文化遗传”带来的价值判断和追求的改变决难是良性的。“历史是傻人创造的”，任何一种事业的大厦是朴实无华的砖石梁柱支撑的。支撑民族共同体的脊梁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和创造，而非花哨的作秀和炒作。
试想一旦该由制度承担的设计、筹划、安排和计算都得由个人承担了，这个社会的运行将会多么艰涩，多么别扭。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甚至诡计多端，但是别忘记，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性的社会。人人都被培养成“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还是失去的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