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对日占领及其以后基于安全条约规定的日、美关系，学者和非专业人士做过很多研究。据日本松田武教授说：“几十年来，关于美、日关系的学术著作，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称为聚合论的学者，他们强调美、日社会组织与价值观的相似性；另一派分歧论者，则强调日、美文化与经济中不可协调的差异，特别是两国政府在政治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迥然不同。这两派学者在考察美、日关系时，都倾向聚焦于国家安全、美日联盟体制以及这两个太平洋巨人之间经济合作与竞争这样一些问题。”(见所主编《太平洋地区的混血化时代》，日本广岛：Keisuisha，2001，前言，第i页)在我国，据我所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大体有两种看法：一是美国向日本输出文化与物质资本，以实现美国社会体制与价值观的国际化；二是美国打着美日联盟的幌子，利用日本作为它与苏联进行冷战并谋求世界霸权的走卒。最近，我接到日本松田武教授寄来的他主编并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太平洋地区的混血化时代》。这本书是由8位日、美学者经过两年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合作写成的。它论述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美关系，但它论述的角度和提出的论点则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我认为该书提出的论点对今后日、美社会的发展，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演变以至全球化的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愿意作一简要介绍，以引起国人注意。
这本新书从什么新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什么新论点呢？首先它认为，战后美、日关系是一种惊人的友好而持久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建设而言，研究上面提到的战后日、美关系的那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文化的重要性即使不更大，至少也相等。因此，本书研究的是文化问题和对日、美关系“性质”的恳切关注。它着重考察：“在持续了半世纪以上的美、日经济、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密切关系中，是否已经出现了新的共有价值观，或一种新的共有文化”(同上，第ii页)；或者说，共同享有的价值观，和—种日美文化价值观亦即日本与美国文化的混血儿，是否通过美、日在人文资源与物质资源两方面的密切接触与频繁交流，已在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这样一些领域出现。经过两年考察研究，作者们认为：日本和美国人民的确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一种共有文化，这种新生的共有价值观或文化可以定义为一种文化共通性的契合，它是在日本和美国这种具有根本不同文化成分的社会长期密切联合中孕育而成的。
更具体地说，这种新生的美日文化或太平洋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呢？本书有两种说法。第一，1945－1955年间在日本形成一种亲美的自由主义者群体，使战后的美、日文化交流得以制度化。它提供一种无法估价的现场，使新的美国思想、信息、技术以至知识分子通过它找到了进入战后日本的途径。其重要作用是：不仅使许多日本知识界领袖亲美，而且使日本的价值观与文化更为丰富多彩。第二，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文化载体多种多样，不仅包括那些从事政治、经济事务的人，更重要的是那些私营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各种非盈利组织的人员。美国的传教士、学生、旅行者、艺术家、军事人员、使领馆官员、推销代理人、音乐家、经理、技术工人、英语教师、保险代理商、银行家，以及其他各种在日本久居或暂驻的美国人，都是文化的载体。他们有些人住在美国的外交社区，有些人则和日本人混居，但所有人在其居留期间，都以—种或另一种方式与日本人民保持规律性的日常接触。这样，住在日本的美国人，就肯定对于日本社会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而持久的影响。比如，在这种影响下，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音乐工作者的实践活动，就经历了一种复杂的、可以称为混血化的过程。他们从来源于不同文化遗产（有非洲裔美国人的，有美国白人的，有日本人的，也有欧洲人的）的音乐融合创造出一种鲜明而新颖的音乐文化：日本混血化爵士乐。
这种新生的美日文化或太平洋文化有什么特点呢？首先，作者认为，这种文化形成的过程，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美国运用其占支配地位的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强使日本人民接受其文化产品与观点的简单过程，也不是日本人民仅仅消极地接受美国文化的过程。”日本对美国刺激的反应，是复杂而多样的，包括从热心而积极地接受到全盘拒绝与抵制。日本输入者通常是选择和接受美国文化中那些他们认为适合自己国家需要的部分，每个日本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过滤机制，以便从美国模式中取其所需，弃其所余。所以说，日本是在日本社会结构的范围之内吸收美国文化因素以使日本文化混血化的，是一种比较自然的过程。所以
它才能持久。其次，这种新生文化形成的过程不是单方面的。美国社会也一直在剧烈地变化，日本对美国价值观与文化的混血化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战结果与占领的历史条件，规定了战后初期美、日文化交流的优势在美国一边，不仅经济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也一样。随后，从日本到美国的文化流动就大大增加。此种流动肇始于工业关系、质量控制体系和企业组织这样一些显然是实用性事物，但不久就扩及关键性的大众文化领域。一股冲人美国的日本产品、服务、实用技术——比如音乐教育的铃木法、连环浸画、随身听、动画片、电脑游戏、照相机等等——的巨大浪潮，对于急剧发展的美国青少年文化，无疑具有重大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尽管不是本书主要研究课题，但作者们认为，日本对美国社会与文化混血化所起的作用，是必须牢牢记在心里的，也是大有助于反证本书研究的结论的。第三是这种新生的美国文化或太平洋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比如，本书的第9章分析了6个与美国领导的信息革命相关的日本公司的公司文化，以核查日本企业管理中的混血化情况。作者发现，这些公司文化中出现了新的信念与意识形态，这是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互动的结果，是一种美国信念与意识形态和日本信念与意识形态有趣的混合，是企业管理的混血化。作者着重指出，这是日本公司最值得注意的特征之一，它们是能够发展成为独特而成功的新模式的。又比如，本书第7章分析了半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将植入的美国民主价值观内化到了什么程度。作者认为，日本公民社会的浪潮，同时也就是日本社会对美国民主思想与价值观的重评与重介；在此过程中，美国与日本都在战后世界推进一种更多样化而较少控制的社会。尽管美日政治文化必须经受住后民族国家、全球公民社会的的挑战，但作者相信，享有此政冶文化基本原理之—、即作为独立决策者的公民的概念，是一种继续建立美日政治文化牢固的基础，或者还有可能引向—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模式的公民、公民社会与地方管理之间新生的三角关系。
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如此，在这种新生的太平沣文化的其他领域中的混血化也一样具有生命力。因此，本书的作者们认为：“这种两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和共有文化，将在未来的—个长时期内，在两国的合作中，维持全球和双边伙伴关系起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还将形成特别坚固的同盟，帮助美、日关系即使在严厉考验的时刻也能存在下去。”(同上，第iv－v页)
2003年6月13日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