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七·七”事变，1937年暑假后我到武汉大学外文系借读。在方重教授的“英国文学史”课堂上，有幸与一位名副其实的美人叶琼同班。她是我当时恋人、后来妻子周世英的中学同学，大约低周世英两年级，在校时两人不相识。此刻，她虽为人非常低调，沉默寡言，但形象极其出众，全校闻名。每有公共活动，比如球赛、讲演等，只要她到场，在场的群众就不注意听讲、看球赛，只是看她。她当时有个男朋友，名叫林守正，也是一表人才，和她相配。他们俩常在一起，同学们都很羡慕。后来，林守正忽然不见了。大家传说他是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抗日救国，离开了如花似玉、相亲相爱的女友，服从组织分配，到新四军去工作了。我当时虽不大理解，也无意于共产主义事业，但暗地里对林守正的这种牺牲精神，是十分钦佩的，对叶琼是很同情的。
1938年初，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后，叶琼去了乐山。后来听说，她美丽动人的形象，日益声名远播，仰慕她的男士极多。特别是1941年林守正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后，追求她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但是，她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总是无动于衷。1940年下半年，她在四川长寿县国立第十二中学教书时，有个国家蓝球队队员坐飞机去向她求爱，也未能打动她的芳心。1941年，她调到重庆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工作。该局局长程海峰是我清华学长，我因工作关系与之相识，还有一位与我相熟的清华社会学系毕业同学在该局任职，所以我常去该局办事访友。这样，别来近4年的同班同学又见面了，而且熟识了。
这时，我已和周世英结婚，也结识了周世英这位老同学。她虽明艳不减当年，却仍是孑然一身，令男士们有镜花水月之感。
1944年底我赴美留学后，直到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书时，才又见到了她。据传说，她曾嫁给一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两人共同生活不久，那位飞行员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当时，她也在武汉大学任教，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年约30，风韵如昔，依然单身，使得不少男士怜香惜玉。1947年冬，我在学校尚未分得家属住房，一个人住在珞珈山一座名为半山庐的单身教授宿舍里。有一天大雪，晚饭后我们几位教授一面玩桥牌，一面聊天，不知怎么忽然聊到她了。震于她的美貌和盛名，有人提议去访问她，美其名曰“踏雪寻梅”。可惜的是，当我们冒着大雪摸到她寄住的亲戚家时，她的亲戚、一位教法语的女教授对我们说：“非常对不起各位，叶琼已经就寝了。”第二天，叶琼打电话给我，说是将到半山庐来回拜。于是，我烧了一盆红红的炭火，泡了上好的龙井茶等着。她来了以后，我把昨夜一同拜访她几位朋友请来，围坐在火盆周围，一面品茗，一面论文谈诗，大家兴趣盎然，浑不觉时光之易逝。她辞别时，尚是单身的吴于廑教授主动陪我一同送她。望着她逐渐远去的身影，吴于廑用英语笑向我说：She is awfullynice!(她真是异常地漂亮!)
这次会见后，1948年我除上课外，一直忙于写作；1949年头几个月，我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再也没有闲情逸致，也未和她来往。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不知什么原故，她却离开珞珈山，跑到张家口的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去了。此后30余年，缘悭一面。直到1980年代初，才听说她来到了武昌华中理工大学。我想，大约是当时这所大学的校长朱九思，是1937年她和林守正的旧友的原故。1982年4月1日，我曾抽空去她家拜访，她当时年龄不过65左右，但从她的容貌、体态、衣着、家庭陈设等等方面看来，她似曾饱经风霜，再也看不出当年光彩照人的影子，令人有美人迟暮、老境不尽如人意之感。不久，她曾来我家回访，惜值我外出，无缘最后一面。再过两三年，就听说她悄悄地走了。
我常常想，叶琼这位友人，真可谓天生尤物。要不是她一生总是低调做人，她的一生是不应该这样度过的，是不应该这样独自飘零、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的。她好像一朵不同凡响的牡丹花，以其天香国色近悦远来，予广大人群以美的享受。待三春一过，她就孤独飘零，自堕尘土，无人过问，令人十分惋惜。同时，我和她是萍水相逢，君子之交淡如水，从未互倾情愫，对她的一生，也留下许多悬念。
2007年5月29日改旧作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