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会算计，但要使算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并使这种行为成为一种传统，给社会带来利益，就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胡乱想到一些关于算计的零碎片段，觉得写下来也很有意思。
算计者强大
近日读到一条新闻，说美国数学家要加盟反恐战争，用自己的计算能力来帮助美国军队战胜恐怖分子。美国数学家法利说，抽象的数学理论可以帮助情报官员找到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的最有效的方法。打击恐怖主义的中间管理层，比打击高层更为有效，这个看法得到数学中的“顺序理论”的支持。他们的一个计算机模型在给定资料以后，能识别出一定群体中的８０％的恐怖分子，漏网的只有２０％。其他一些数学家也在做类似的工作，有的学者用数学模型模拟恐怖组织的社会行为，试图找出恐怖集团的软肋。这条新闻印证了西方战争机器高度依赖科学技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数学家并不是军人，他们参与进这样一件事情，说明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有那种用算计的办法解决问题的社会风尚。人们倾向于把许多事情看作一个技术问题来处理。这的确是他们的传统。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剑桥战争史》，里边分析了西方列强在近代殖民战争中节节胜利的原因。它说，先进的武器、良好的后勤保障和严明的军纪这三个因素，是西方国家军事胜利的原因。在这三个因素中，至少前两个是很需要一套算计头脑和算计理论的。
在同等条件下，善于算计的一方是强大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民族的“强大”理解为消灭另一个敌对民族，那这样的“强大”在当今时代是不存在的。的确，在殖民殖民战争早期，欧洲列强干过一些灭绝种族的恶事，但这种事情现在不得人心了。现在，列强的常用做法是用军事优势来威慑敌对方，而不图谋灭绝对方。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强大与否，我们大抵还是要承认发达国家在军事上是强大的。
现在的反恐战争把美国拖入了泥淖，其原因不是军事上的问题，而是制度上的某种不对称。恐怖主义就是要把普通人当人质，这个人质也可以是自己一方的人民。西方国家的制度决定了不能把人民当作人质；即使是敌对方的人民，也不能当作人质。恐怖主义会搞“人肉炸弹”，去炸敌对方的普通百姓，但美国的制度决定了它不能这么做。它的军人可能去违反军虐待战俘，但当事人会受到惩处。这里有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战争的困难性。美国人无法做到武装每一个美国人，于是，恐怖主义便有了容易打击的目标。打击平民这样一件事情，美国人会感到“痛”，而恐怖主义并不在乎。这种战争目标和手段上的不对称，使得军事上的强大难以显示优势。
但我相信，军事上的强大终究还是会战胜恐怖主义的。新的形势表明，恐怖主义已经开始直接危害到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头上。恐怖主义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不得人心。也许最终消灭恐怖主义的不是直接的军事上的优势，但军事优势所赖以支撑的制度以及由这种制度所产生的资源动员能力，则一定是扭转乾坤的关键因素。恐怖主义最终连宗教的支持也会丧失，因为没有哪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会支持一个力量把人民当作人质。这些当然都是大道理，但我们该明白，大道理总是管着小道理。
数学是关于“算计”的理论体系；数学被尊奉为“科学之母”。现代大量重大科学进步都离不开数学的进展。经济学是这样，物理学也是这样，连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也离不开数学思维上的突破。现代IT产业更是离不开数学的进步。所以一个民族有了算计的传统，其科学的整体进步也就有了基础。本文讲的“算计”能力更为广义，但数学的发达无疑是算计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
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是这个领域的最高奖——“菲尔茨奖”。这个奖创办以来，一共有４６位数学家获奖，其中有１３位美国人，８位英国人，７位法国人。大部分获奖者是欧美人。在获奖者中，只有一位华裔美国人，他叫丘成桐。丘成桐说过这样的话：“数学是营造全社会科学文化氛围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低。”把数学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我看是非常有道理的。
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叫黄仁宇，他也曾把民族之间的竞争后果所表现的差异，归结为一种能力的差异，这种能力便是“数目字管理”的能力。他把“数目字管理”看作一种对待事物力求精确地理解和处理的传统和制度。依他的理解，正是这种传统和制度才造就了近代工业发达国家；同样，也正因为缺乏这种传统和制度，才使中国近代在许多方面落伍，成了长时间被列强凌辱的对象。黄仁宇的话很有见地。
算计是一种制度
过去，北方人喜欢拿上海人说事，一个长久流传的笑话，是说上海的“粮票”有半两的面额一种，在全国独一无二。人们提这当子事，是想说上海人小气。其实，这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之处。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年代，有了半两这个单位，有利于精打细算过日子。上海的经济繁荣与上海人善于算计不无关系。
善于算计，表现在人际来往上，就可能是斤斤计较。西方人聚餐时的AA制，似乎也是斤斤计较的例证，现在大家也认为这个做法好，中国年轻人中间也慢慢开始流行AA制了。这种做法其实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人际关系的稳定和谐。
在西方发达国家，从微观到宏观，表现出一整套的算计制度，这便是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复式簿记是西方人的发明，这个方法不仅使得企业的投入产出之间能进行更方便的比较，还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往来能用一套数字关系来反映，大大降低了人际交往的算计成本，也形成了一种有关算计的文化。这种变化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其实它的影响非常深刻。
西方人在宏观方面的算计是在凯恩斯经济学之后出现的。在此之前，他们也不懂得在宏观层面上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上世纪30年代早期出现的那样大经济大危机多少和这种核算能力的缺少有关系。有了凯恩斯的经济学，又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西方人便发展了一套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的工具，使得政府对国家经济的管理也成了一件相当技术化的事情。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再没有发生过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应该说和他们发展了一套管理国民经济的技术工具有密切关系。这个宏观算计方法的确很有威力，它现在已经是世界各国主导性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原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那套方法已经被它替代了。
真正对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算计”，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理性把握，支撑这种理性把握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说：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反转其低层结构，以便能够产生互相交换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通过财政、税收和币制诸种政策，使公司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黄仁宇讲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在一个专制国家，社会决策不可能依据某种形式的核算来给出。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奋斗目标，而在专制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关系又极不稳定，于是，大家也不可能按一种标准的方法来讨论问题。在民主制度下，国民经济的核算和决策最终要摆在桌面上进行，利益平衡的结果使大家要共同遵守一种稳定的、可靠的决策方法。这当然不是说利益集团不起作用，而是说利益集团之间要讲政治规则，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下谈判、竞争，其结果自然会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
一个社会要很好地发展一套算计制度，还应该有清晰的所有权制度。黄仁宇指出，1689年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闹不清楚。不动产难抵押，市场分割严重。这种情况下，要很好地对经济活动进行算计是很困难的。在英国不流血的革命以后，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西方一些思想家甚至把科学的进步也归于一种制度文化。科学家做事，特别是数学家的研究工作，需要一种超然物表，神游八荒的思想境界。由这种人构成的社会，既需要有亲密友爱的“合作精神”，又需要有毫不容情的激烈竞争。法国科学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曾指出，正是这种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特点，才真正反映了科学家团体的关系本质。莫兰甚至认为——“科学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好的民主社会”。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由这个道理，我们也该懂得，为什么有的社会能够繁荣科学事业，而有的社会则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算计不是一切
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很多，其中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人走在乡间的路上，碰见了一个牧羊人。这个人对牧羊人说：我拿100美圆打赌，我能说出你的羊一共有多少只。如果我说对了，你就输我一只羊。牧羊人想了想，这么多走来走去羊是不好一眼看清楚的，自己赢定了，便同意打赌。“９７３只”，那人张口就来。牧羊人惊讶极了，因为羊数量被他说的不差一只。“好吧，我说话算数，你可以逮走一只羊”，牧羊人说。那人便提起一只走开了。“等等”，牧羊人突然叫道，“给我一个机会挽回败局，让我猜猜你的职业”。那人欣然同意。“你是政府思想库的一位经济学家！”“噢，上帝，你说的太对了。请问，你是如何猜对的？”那人惊奇不已。牧羊人答道：“先请放下我的狗，然后我告诉你原因！”
这着实可笑。这政府思想库的经济学家错把犬当作羊，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能猜出牧人有多少羊，但却不知道羊和犬的区别。他实际上连羊的数量也不清楚，因为羊群里的犬一定被他算做了羊。这是讽刺经济学家只知道计算分析，但却对计算分析的对象不甚了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确是很尴尬的。我看他们对研究对象的预测能力，大概只是比气象学家对天气的预测要好一些，远远不能和工程专家对自己的人造系统的预测能力相比。
经济学家的预测发生错误，大抵不能说经济学家不努力。大概在诸学科中，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工具最为深奥，这也证明他们是很努力的。但经济生活的确太复杂，目前多么艰深的计算方法，也难以对经济生活做出准确预测。所以，数学方法更多用来证明一个道理，而不是用来做一项预测。有一阵子，国内有一位计量经济学家拿美国最新的计量软件分析中国某一方面的变化，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感到不对头。这不是发现了新现象，要颠覆一个理论，而是和基本事实有冲突。结果，在大家的据理力争之下，这位计量经济学家不得不修改参数，把结果调到大家满意为止。不难想象，这种分析预测的局限性是很大的。
对社会活动进行计算分析，最害怕的还是用数字和计算工具来证明一种偏见。前几日读了一本书，叫做《被切开的血管》。作者认为，拉丁美洲的贫穷是美国剥削掠夺的结果。书里自然也有数字和计算来证明这个观点。可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一些拉美国家赶跑了美国人，自己发展经济，结果情形更糟糕。我相信，拉美的贫穷和美国人不无关系，但认为祸根只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恐怕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故事。前两年，国内的报纸上把一个话题炒得沸沸扬扬，说美国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正在逼迫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贬值，中国也是受害者。话音未落，就传出美国人的要求，希望伙伴国的货币升值，尤其是希望中国货币升值。我们的媒体便悄悄收场了。我知道，媒体的宣传起因于一位学者的文章和讲演。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算计很重要，但算计不是一切。有几个原因，使得我们的生活需要算计以外的东西。
一是算计的困难性。计划经济论者曾十分欣赏荷兰经济学家廷伯根和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早期对计划经济制度的肯定，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了一套宏观经济系统的数学解释模型，不仅他们自己欣赏，也被“计算机乌托邦主义”所推崇。殊不知在这两位学者的晚年，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廷伯根明确不赞成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而弗里希则更杜撰了“延迟经济学”和“玩计量经济学”这样一些名词，来表达他对计量经济学应用的忧虑。他们认识到经济生活实在是太复杂了。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在现代科学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常常发生举世瞩目的争论，例如，物理学领域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生物学领域关于人类进化的争论和生命起源的争论，天文学领域关于天体演化的争论等等，都说明我们的算计能力还十分有限。
二是有时候人的直觉比算计来得可靠。人的大脑如何工作，我们至今没有搞得很清楚。我们的直觉常常给我们帮很大的忙。好的直觉比复杂的计算更可靠，只是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直觉是如何那么有效。但有时候坏的直觉也很有害。更麻烦的是，我们常常不容易对好的直觉和坏的直觉做出区别，也不容易判断哪些人的直觉可靠，哪些人的直觉又不那么可靠。通常的办法是通过层级教育和考试制度，选拔一些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假想他们的直觉更为可靠，然后把他们放到社会的重要岗位上，让他们凭借自己的直觉来处理社会事务。这个做法大抵是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受的教育和获取的文凭的确就是“敲门砖”。
第三则是道德因素的复杂影响。正如黄仁宇所说，道德这个东西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凡能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一个道德问题。但是，道德这个东西实实在在会发生作用。有些事情在道理上能通得过，但在道德上通不过。例如，社会学家李银河关于“性”的一些见解，我以为是有充分道理的；用她的观点来修正我们的一些政策，对社会也很有好处。但是，我相信短期内她的看法不会成为政策的主导因素。大众传统的道德变化起来很缓慢，科学的算计常常斗不过它。其实，道德的背后也是利益，而利益因素又复杂到我们无法精确地算计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