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具有空间特性。处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由于资源条件和周边环境的不同，现代化的经济技术结构就会有所不同。如美国和日本，由于人口和土地等要素条件的不同，美国和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就不同。
现代化也具有时间特性。一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会有所不同。现代化不能离开历史和传统，对于历史传统不相同的国家，其精神的沉淀和物质的积累是不相同的，这就决定了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的不同，从而现代化的路径也将是不同的。
现代化的内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生活的丰裕、收入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二是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和价值观的变革；三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主要表现是社会制度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现代化建设应是物质、精神、制度等层面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统一，三者缺一不可。
现代化建设的切入点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人文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或者是综合推进，由于空间和时间的不同，不同国家应当有不同的选择。
中国现代化的切入点是什么？是重点着力于体制的变革？还是重点着力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是重点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创新？但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体系，三者在发展中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从长期看，解决问题最终应当是三者综合推进，协调发展；但从短期看，发展总有一个切入点。对中国而言，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个切入点就是国民习俗的改造。
历史越悠久，习俗的沉淀就会越厚重，习俗对现代化的阻碍就会越大,现代化建设就越要重视对习俗的改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和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使与之相适应的习俗越来越深入到国人的意识深处，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重视对习俗的改造。
现代化是一场战争，应先打弱小之敌，后打强大之敌。对习俗的改造可以先行。因为习俗不同于政治，政治是与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改革政治的阻力是很大的，政治是现代化的硬核。经济与政治相比，相对容易一些，但经济若不与政治进行配套改革，经济就有可能是高成本与低效率。而习俗与人们的利益联系相对较弱一些，所以改革也相对容易。而习俗的改革反过来又会有效促进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离不开国民性的改造。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逐渐认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最后要求人格的觉醒。
1916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1卷6号发表《吾人最后之觉醒》，认为：“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也；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能抱残守缺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醒，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鲁迅先生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的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页。）“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恩格斯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新的社会条件、新的社会生活迫切需要造就一代资本主义新人，这是建立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和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动用这些现代技术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习俗与文化价值观念是相互表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文化价值观念通过人们的习俗得以表现，习俗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与形式。一方面，习俗随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习俗的变化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有重要作用。
为了确立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封建统治者具体主要是从习俗的改造抓起。“美教化，移风俗”（《诗·周南·关雎序》）对一切行为“礼以节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行为方式的变革是国民性改造的根本目的。行为方式不变，改革就不会真正取得成功。“徜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办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其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为之原”。（梁启超：《新民议》，《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22—625页。）“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天下之士，嚣嚣然争言改法度，夫风俗不变则人才不出，虽有法度谁与行也？”（管同：《拟言风俗书》）
中国社会习俗的近代转换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一方面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禁止“妇女缠足”乃至“断发易服”；一方面在民间组织改革生活方式的团体，如“不缠足会”、“延年会”等。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其中有许多措施直接关系到社会习俗的变革，如厉行戒烟、禁赌，劝戒缠足等。
孙中山1906年在《军政府宣言》中规定把扫除“风俗之害”作为未来实行军法之治的一项主要内容，要求关注奴婢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在禁止恶风陋俗的同时，施以教育、修路、设警察、卫生之制。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实质是用旧习俗的精神改造旧习俗的形式，手段与目的相背，结果是事与愿违。
目前，中国应加大对习俗的改造力度。有些旧习俗虽然没有了形式，但实质和精神仍存在，仍然在深层次制约着国人的行为。如机会主义、血缘主义、权威主义、面子主义、平均主义等人格情结，都有一些相应的习俗和行为表现，改造习俗就要对上述五大特性产生的行为和习惯进行制约和制裁。如春节的习俗对血缘主义就是一种固化。一年一度的春节使国人的血缘主义意识不断得到了强化和凝结。在小农经济结构和专制统治条件下，血缘主义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血缘主义对专制皇权也是一种抗衡和制约；另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有效减少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生活风险并一定程度促进了生产的规模效应。但血缘主义与现代化是天然的对立体。血缘主义意识要求特殊，而现代化意识要求普遍；血缘主义是情大于法，而现代化是法大于情。当然现代化并不完全排斥血缘，因为血缘是天然的，但血缘意识若变成血缘主义，就会对现代化产生巨大危害。所以中国应当对春节习俗进行改革，国家应不提倡过春节，可取消春节假期，同时国人也应当淡化春节意识。
国家应当对习俗的改造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习俗的改造。在住房、衣食、丧葬、婚嫁等方面，中国应当积极借鉴西方的一些好的和科学的做法，要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如饮食中的合餐制与分餐制，分餐制显然要比合餐制卫生和科学。分餐制在西方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我国还不多见，推行起来也有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可借助法律手段来解决。其实在中国古代，在唐宋以前，还是盛行分餐制的。中国自古本是分餐制，到了北宋以后才变成如今的合餐制。分餐的历史要比合餐的长得多。如秦朝末年刘邦赴鸿门宴就是实行分餐制的。后来中国实行合餐制也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可见饮食方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当条件许可时，饮食方式也要尽可能科学和卫生，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
政府应当在国民习俗的改造中起到主导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在旧习俗的改造中，政府应起带头表率作用。
旧习俗的形式和精神不仅存在于农村，在城市中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农村与城里人都面临一个旧习俗的改造问题，不仅仅是农村人。中国的城里人，绝大部分实质是换了装的农村人，骨子里的农民性仍是很浓重的。所以改造习俗，不仅要注重农村，也要注重城市。
要重视教育对习俗的改造作用，要加大教育的力度，提高教育的水平。英格尔斯认为，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化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的因素。在经过了大量的调查之后他发现，在受教育最低的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可划为现代人，而在受教育最高的人中约有80%或更多的人被划为现代人。用加强教育的办法改造习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一种普遍看法。
文学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5页。）
戏剧由于其特点，其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巨大的。“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如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陈独秀：《论戏曲》，《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举凡士、庶、丁、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之思而不自知。”（佚名：《观戏记》，《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页。）相对于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颇为典雅的文学形式，戏曲对习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