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活着的民俗活动是民间文化传承的根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一个最基本的根基，就是云南26个民族民俗文化这个丰饶的土壤。保护好这片土壤，才会不断长出充满生机活力的绿树红花，只有保护好这片土壤，才能保证在云南的红土地上始终能产生像李怀秀、茸芭莘那、和金华等这样的乡土艺术艺术家，杨丽萍这样的艺术家也才能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耘出绮丽的艺术杰作，这道理是简单的。
民间文化，既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写照，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两者的结晶。在中国尤其是西部不少地区，民间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陶冶人们情操的动力，所以，在当今社会文化变迁相当剧烈，“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席卷这个世界的今天，保护和传承当下中国各个民族优秀的民间文化，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事情。
从我多年的调研中，我深切感到，要保护好和传承好各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最关键的一条，是首先要保证有这些文化艺术赖以生长发育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即“文化生境”。
要保护好民俗这块土壤，让民众从民俗活动中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快乐和乡情亲情，让他们在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感受到独特的文化情致和魅力，感受到传统文化与他们的生活是密切不可分的，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所需要的。如果有了这一点，各种乡土艺术、民间信仰等，都会融会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物质和精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的署明村是个著名的东巴文化之乡，离丽江古城180多公里。由于这个村子和周围的一些村子保持着非常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很多民俗活动都离不开东巴祭司，比如该村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祭天仪式，祭大自然之神的仪式、传统的丧葬仪式、取名、结婚、占卜等，所以，本地东巴常常被社区民众请去举行各种仪式，即使已经被聘请到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和国家4A级丽江著名旅游景点“玉水寨”中进行文化展演活动的东巴，也常常应邀回去举行常规的民俗活动，比如祭天、祭署、还树债等。
我参加过他们的祭天仪式，到时全村人热热闹闹，喜气洋洋，老友妇孺皆大欢喜，洋溢着传统节日的热闹气氛，而且，年轻人还从中学到传统的本民族的知识，比如从《创世纪》中知道自己的祖先如何解释天地山川鬼神人类等的来历，自己的祖先如何战胜种种困难娶得天神之女，繁衍出纳西、藏、白民族。
我参加过这个村子的东巴主持举办的“还树债”仪式。至今，署明村现在还比较普遍地举行着一个东巴教的仪式“还树债”，该仪式在纳西语中叫“子趣软”，意思是“偿还树木的债”，在以下情况举行，当某人或某家庭有了什么病灾，经东巴占卜，认定是因为违规乱砍了树木或污染了水源，便请东巴在砍了树的地方或水泉边举行这个仪式，用供品向“署”告罪，向其偿还所欠之债。这个仪式非常有意思，不仅大人虔诚地参与，还有很多小孩也参加了，小孩好奇地问大人这个仪式的种种含义，大人一一作答，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进行传统的本土生态伦理道德和生态信仰的场景。
又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的洞经音乐在民间还非常流行，1998年，大理市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洞经音乐之乡”的荣誉称号。据我在大理2007年4月的调查，全州境内有300多支洞经音乐队，仅仅大理市登记在册的就有90支。
洞经音乐之所以得以长足发展，主要原因是民间喜欢洞经音乐的风气一直保留着，在州市政府推动民间文化的各种措施和活动的推动下，又不断促进了它的发展，大理白族民间无论城镇还是乡村，举凡婚丧嫁娶，盖房子、逢年过节等，民众都喜欢演奏洞经音乐来助兴和渲染气氛，这一民间民众生活的需要，就促进了洞经音乐在大理州的长盛不衰。
白曲即白族民间歌谣，大理州剑川县有“白曲之乡”的美称，据我2007年在大理市、剑川县等地的调查获悉，剑川县著名的青年民间歌手姜宗德告诉我说，他和剑川连年在石宝山赛歌会上夺得“歌后”桂冠的李宝妹所唱的剑川“白曲”广泛受到白族民众的欢迎，有些老奶奶来街上买卖货物，听到商铺里在放着白曲的光盘或磁带，会驻足听上半晌，留恋忘返；有的听上一会后，就买上一盘带回家。
所以，我深深感到，如何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的引导，留住乡村城镇各种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又有利于传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民俗活动，是保证各种民间文化艺术有土壤和载体，各种民俗一旦消失或者被外来文化或主流文化同化了，那人们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需求，这就很难做好“不离本土的文化传承”，比如，在丽江山区一些还浓郁地保留着日常状态的东巴祭仪民俗的村寨，东巴文化的传承就比较容易，而在丽江坝区的很多乡村里，目前已经很少有日常状态的东巴文化的民俗，因此，在这些地方进行东巴文化传承就成为很难的事，除非类似祭天、祭自然神这样的民俗节庆活动逐渐恢复了，相应的东巴文化活动也才会重新应运而生。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位于著名的藏区大神山梅里雪山卡瓦格博脚下，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相对而言，这里较少受到外来文化和全球一体化等的强力冲击。据我2007年4月在德钦调研获知，当地民间还普遍保持着传统的种种民俗，所以，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民间的各种生产生活礼仪习俗中，乡村里各种自发的民间歌舞活动非常活跃，弦子舞、锅庄舞等闻名遐迩，广为群众喜闻乐见，民间艺人称出不穷。现在在香格里拉县普遍开展的“藏族家访”旅游活动中的青年民间艺人，绝大多数来自德钦县。
而上述这些土壤和养料的形成，与各种催动和滋养的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认为除了来自学者的调研和具体的保护传承策划，来自国家各级政府层面的鼓励和支持非常重要。比如我说到的丽江玉龙县塔城乡署明村的例子，该村著名东巴和顺在1982年参加了由丽江地方政府组织，有来自北京、昆明丽江等地很多著名学者和艺术家以及有将近百个老东巴参加的丽江东巴文化座谈会，他受到极大的鼓舞，觉得东巴文化已经开始被党和政府所重视，东巴文化复苏的一个春天看来要来了，所以他一回到村子里，就开始筹划组织东巴文化传习班，该村先后有十多个年轻人参加了这个传习活动，他把自己丰富的东巴文化知识传授了给了和秀东、杨玉华等一批年轻东巴。同时，在该村恢复了祭天仪式等很多重要的东巴教活动，与东巴教密切相关的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在这个村子里逐渐恢复，这样，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场景和民俗活动形成，署明村也成为广受纳西地区文化界和国外学术同行瞩目的纳西东巴文化传承地。我主持的一个东巴文化传人培养的项目也在这个村子选了4个东巴，请当时还健在的老东巴和开祥、和即贵按照东巴授徒的传统方式进行东巴文化的传授。这个村子里的中青年东巴和贵华、和秀东、杨玉华等频频参加了各种国内国际的东巴文化活动，甚至飘洋过海到美国、中国台湾等地去展示和交流纳西族东巴文化，成为称职的民族文化乡土专家和使者。2006年，丽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资助成立了“暑明自然村东巴文化传承点”， 给该村民众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给予了很大的鼓舞。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由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了丽江东巴东巴文化研究室。丽江地方政府出资，把十来个老东巴请到东巴文化研究室，发给他们工资，和学者们一起进行东巴经典的翻译，通过20多年的努力，翻译出版了100卷近千册东巴古籍。此外，由地方政府主持，连续举办国际性的东巴文化艺术节和一系列学术活动，这种做法，极大地鼓舞了很多尚存东巴的热情，也鼓舞了很多乡村里的东巴文化活动，在不少村寨里，已经消失的不少与东巴文化密切相关的民俗活动得以复苏。
如果说丽江的洞经音乐（纳西古乐）的繁荣发展和闻名遐迩主要借助了丽江火爆的旅游市场的话，大理民间相当普及流行的洞经音乐的流行，则与政府的大力推动支持密切相关，比如，近年来，大理州政府出资，在三月街上专门修建了洞经古乐演奏舞台，每年在三月街民族节期间举办“洞经古乐演奏比赛”，并在大理古城设立大理州群艺馆大理古乐示范培训站，多次举办了“洞经古乐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民间对洞经古乐的关注和民众学习传承的热情，形成了很多村都有洞经音乐队，有的大村甚至有一个以上的洞经音乐队的可喜局面。看来大理的洞经音乐在乡镇的流行普及，主要不是依靠旅游的市场效应，而主要是依赖于民众民俗生活中的需要，与民众发自内心的热情密切相关。
再举德钦的例子，德钦县委县政府充分利用德钦民间依然活跃的歌舞活动，通过各种方式扶持和推动这些民间艺术活动，比如，鼓励各个乡镇开展类似“德钦弦子擂台赛”等活动，得胜者进行奖励，这样就大大地鼓舞了民众参加这种赛歌赛舞的热情，促进了民间的各种歌舞活动。
一种民俗活动，会随着社会的、文化的变迁而产生变异，会随着国家权威机构的的评价和态度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来自政府层面的推动和支持，会促成传统民俗活动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有了民俗活动这块土壤，文化传人就有了显身手的天地，民间歌舞艺术就有了发展传承的条件，反过来，这块土壤自然地也就有了富足的养料，能滋养出优秀的民间文化传人，滋养出民间文化的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