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之后，“多难兴邦”一词流行起来。温家宝总理近日再次返回灾区，在北川中学安置点对同学们说：“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随后，他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这个成语出自《春秋左传·昭公四年》：楚灵王以霸主自居，要晋侯前来与自己一同打猎，实际上是要其表示顺从。晋侯不愿前去，说，晋国地势险要，战马充足，而劲敌齐、楚国内多有篡弑之难。司马侯劝他前去，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他举了两个例子：齐桓公、晋文公都是在各自邦国经历内部政局混乱之后继位，而成为霸主的。
可见，原初意义上的“难”，指政局混乱。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在其殿试对策中就说：“夫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这里的难是指清廷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
不过，邦国陷入困境，就必然能够伴随着邦国之兴盛吗？上面引用的那位未来的状元公紧接着说：“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
不谈邦国，在个人生命层面，古人也说过与“多难兴邦”类似的话，即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也想起很多遭受苦难的先贤：“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很多人都曾经被这两段话感动，在处于逆境之中时激励自己。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被关押、被放逐、遭受厄运，最终没有成为文王、孔子。
古人有很多伟大的智慧，但古人通常惜字如金。后人要准确理解其含义，得理解古人看待社会治理与人生的眼光、方式，最起码，应当理解其完整的语境。
比如，司马侯所引齐桓公、晋文公的例子，就能够相当准确地揭示“多难兴邦”的真正含义。这两位君主都因为国内政局混乱而经历了很多磨难。这些经历令两人少了一些权贵的傲慢，发现了一些忠心或有才能的助手，并对统治、治理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思考。在获得权位之后，他们立即开始进行制度变革，从而建立了霸业。
这些故事说明，对于有为的治国者来说，从困境到邦国的强盛，其间需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环节。首先，篡弑之类的混乱改变了原有相对僵化的政治格局，使有为君主有可能进行某种制度创新。其次，处于困境、经历了这些变乱的君主，对变乱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再次，这些君主通过反思探求到解决混乱的正道。就像刘春霖所说，即便你进行了反思，如果“因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那就走不出困境。最后，有为的君主基于这些反思，审慎地进行制度变革。总之，真正促成邦国强盛的不是混乱本身，而是君主及其辅佐大臣在经历患难之后所产生的明智的政治判断和坚强的变革意志。
与这种治国者的多难兴邦论不同，今人把“难”作宽泛解释，包括重大自然灾害，据此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提出了另外一种多难兴邦论。人们看到，发生重大灾难之后，国民的同胞意识、仁善之心被激发出来，表现出人性最积极的一面。相对于正常状态下国民平庸、萎靡等令人失望的精神状态，这精神令人眼前一亮。人们普遍相信，这种精神可以让国民具有凝聚力，构成民族国家强盛的基础。
这些在特殊情势下所形成的国民团结、国家强盛的精神状态，值得我们加倍珍惜。如何令这种珍贵的精神状态在特殊情势不再存在时，继续成为一种国民精神，恐怕恰当的制度安排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民众可以充分自治，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比较公正、廉洁，那人们在正常状态下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同胞情、爱国心。
当然，灾难中形成的令人振奋的国民精神，也为创造支持它的制度框架提供了机会和精神基础。仁善之心会使人们更强烈地要求政府在救灾时公正、廉洁，同胞之心会使人们更强烈地要求打破官民之间的壁垒。民众会支持提供救灾、救济过程之公平性和效率的任何制度变革措施，而这些措施对于建立法治、民主的治理秩序显然具有普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