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访学的十个月，恰逢总统选举从序幕走向白热化竞争。巴拉克·奥巴马脱颖而出，成为美国政坛一颗耀眼的明星。起初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从来没有“追星”的嗜好，何况这是人家的总统大选，我们不过看个热闹，也就没有特别关注。
后来有一天，在教员俱乐部里的午餐会上，听到有人慷慨陈词：“奥巴马正在创造一个历史契机，这样的时刻百年难遇！”说这话的不是等闲之辈，而是一位荣休教授，一位研究政治选举的专家，行为主义学派的权威学者，据说以“绝对冷静的分析”而闻名。但此刻他显然有些激动：“让我怎么说呢？我干这行四十多年了，从尼克松竞选开始，看过多少五花八门的高明招术，从来不为所动。我一直对学生说，我们是‘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s），分析各种数据，鉴别候选人的策略和修辞技术，研究选民心理和偏好取向，我们看待竞选活动要像生物学家对待细胞那样客观冷静。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有点不那么专业了，有点兴奋。奥巴马让我有点激动了。”
“他大概是那种魅力型人物吧？”
“当然啦，当然。但不止如此，远不止如此。很久了，美国政治一直把持在政客（politician）手中。而这次我看到了一个政治家（statesman），一个富有远见（vision）的政治领袖。”
“你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直觉，一个老家伙的直觉。我没有什么科学的证据，我用不着证据了，我退休啦。”老教授大笑着说。
从午餐会出来，走在校园里，迎面遇到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举着标语牌“Yes, We Can!”（这是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唱歌跳舞呼口号，在为奥巴马助选拉票。几个学生走到我面前，问我会投谁的票。我说只是来美国访问，没有投票权。他们仍不作罢：“那你会支持谁呢？”“我想我会支持奥巴马。”于是，一片欢呼之中，我得到了年轻人热情的拥抱。
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从东岸到西岸走过近十所大学，“奥巴马旋风”总是扑面而来。我开始对“奥巴马现象”认真起来。
毫无疑问，奥巴马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个人魅力只有通过独特的政治理念才能转变为政治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奥巴马的政治理念？他反复呼吁的“变革的政治”（politics for change）意味着什么？他要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仅仅更换选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游戏！”这是奥巴马一句著名的语录，彰显了他的雄心抱负：不只是要在这次大选中胜出，不只是要让民主党接替共和党执政，而是要改变现存的政治本身，改变他所谓的“华盛顿政治”。
在奥巴马的所有演讲中，美国的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特区）——不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特殊利益集团掌控下政治失职、腐败、操纵和利用的代名词。比如，他批评在巨额金钱利诱下的游说集团对国会立法的严重影响，实际的结果是“让石油和煤气公司一起来制定能源法案，让制药公司来制定药物处方条例”。他攻击现政府任由“华尔街的掠夺者们”侵吞普通民众的财富而袖手旁观，而当自由的市场被特殊利益所操控，那些“遵守平等竞争规则的人们就落在了最后”。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华盛顿当局误导和操纵民众的另一个佐证。
更为重要的是，奥巴马对“华盛顿政治”的抨击远不只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政策，而是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批判：它已经沦为一种“特殊利益”政治，背叛了美国自由民主的伟大理想，也背离了建国之父们的初衷。“特殊利益”政治已经失信于民，这是当前美国政治困境的症结所在——“如果人们不能信任政府能履行其职责，能保护他们、促进他们的共同福祉，那么其他一切都丧失了。”所以，他承诺“我的职责不是向你们代表华盛顿，而是向华盛顿代表你们”，他甚至发出呐喊：“我们要把政府从华盛顿那里夺回来，让政府回到人民的掌控之中。”
如此激昂的言辞着实让我震惊：这是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演说吗？听上去更像是革命家在街头的造反动员。那么，奥巴马是在发动一场革命吗？在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谈论“革命”是不是让人不知所云？
一百七十年前，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预言，随着民主体制的出现，类似在1640年代的英国和1789年的法国所发生的大革命“将会变得罕见”。因为民主消除了“不平等”这一革命的根本起因。后来不少论者以这个流行的见解为依据，断言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以民主的名义来反对民主是自相矛盾的，那等于是公民自己“革”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保留着一些民主的形式特征，却走上逐渐背离民主政治的道路，如果一个形式上的民主社会掩藏着它反民主的倾向，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讨论革命的意义呢？
二十五年前，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沃林（Sheldon Wolin）发表《革命行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一文，肯定了民主体制中革命的意义。沃林敏锐地检讨了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冷淡症和公民性之衰落。他特别指出，最无助的人们（穷人、失业者和少数族裔成员）由于生活在较为孤立隔绝的政治环境中，具有最严重的非政治化倾向。因此，现存的那些个别的、局部性的社会运动虽然是有意义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开展更广泛的、整体性的民主运动。因此，“民主派需要一个新的革命概念”——“不是指一个社会阶级应该夺权……而是去重建得以表达集体生活民主概念的形式和实践。”
奥巴马的政治理念与沃林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的“变革的政治”并不是要推翻美国的自由民主政体，而是要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捍卫美国最根本的原则和价值——人人平等自由。因此，“变革的政治”就是要“重申美国的梦想”，复兴民主政治的希望。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那么可以称作（用中国人曾经熟知的语言）自由民主体制下的“继续革命”。
为什么需要“继续革命”？因为民主的本质不是一部宪法、一套制度和程序，而是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民主要求基本的制度性框架作为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同时要求健康强劲、生机勃勃的公民文化和广泛积极的政治参与，否则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在“常规化”运作中蜕化变质（“变修”），沦为被“特殊利益”操纵的政治（奥巴马所抨击的“华盛顿政治”），从而背离民主政治的社会公正与自由平等的理想。这是当代民主理论研究的基本共识。对于曾经是哈佛大学高材生、担任过《哈佛法学评论》主编的奥巴马来说，这当然是他的理论常识。但是，让当代所有民主理论家感到困难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民在政治上趋向于被动和冷漠，在物质主义的导向之中、在高度娱乐化的传媒造就的文化氛围中，公民非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难以扭转。学者理论家告诫的声音往往是微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也常常是昙花一现。民主政治在等待一个新的契机，美国需要一位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
奥巴马生逢其时地出现在美国的政坛上。这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民众仍在创伤中惊魂未定；国内经济出现持续衰退，国际政策遭到全球性的抨击。奥巴马一出场就把竞选辩论提升到大是大非问题。当然，所有民众关心的问题——就业、收入、医疗保险、教育、移民、国家安全、反恐——都是他话题的切入点，但所有这些讨论都被他引导到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当我们变得慵懒，让民主和公民精神开始走捷径，那么就会导致坏的政府和坏的政治。”他在这里暗示的是，华盛顿的“特殊利益政治”虽然是政客和利益集团操纵的结果，但公民的政治冷漠（“我们的慵懒”）也对此负有责任。要改变“特殊利益政治”，需要重新激活公民政治：“我总是相信，如果人们去认真关注，最终我们就能得到好的政府和好的领导。”“如果我们等待别人或者别的时刻，变革就不会来临。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一直等待的人。我们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变革。”这不是更换“选手”，而是改变“游戏”本身，改变政客的游戏。所以，他呼吁美国需要一场政治的“代际更替”（generational change）。也许谨慎务实的美国人只有在内外交困、不知所措的时刻才愿意倾听这种“高谈阔论”，也许只有出自奥巴马这样的“平民精英”，“变革的政治”才能对民众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奥巴马走得太远吗？保守派的某些评论家已经开始将奥巴马与斯大林、卡斯特罗、格瓦拉的名字相提并论，威胁说他是对美国传统的颠覆。奥巴马的激进变革诉求，他的非洲裔身份，甚至他的（“太不像美国人的”）名字，都让他有某种“异端”的嫌疑。但奥巴马最为精彩的举措，就是将所有这些“异端”因素变为重申美国梦想的资源。美国究竟意味什么？美国的伟大之处何在？“今晚，我们聚集在一起，确认我们国家之伟大——不是因为我们的摩天大楼有多高，我们的军事力量有多强，或者我们的经济规模有多么庞大。我们的骄傲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那就是两百年前一个宣言所概括的前提。”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同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机会，相互宽容与尊重，这才是美国最伟大的传统，最值得骄傲的价值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才代表了美国的“正统”，他的整个成长经历——从一个有非洲裔血缘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到哈佛法学院的博士，从一名为底层社区服务的芝加哥律师到国会参议员——就是美国梦的化身。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能有力地回应：美国的爱国主义不是“爱政府主义”，而是热爱根植于美国传统的基本价值理想。这是从废奴运动到民权运动的传统，从建国之父、林肯到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的传统，而奥巴马的“继续革命”正是在承接这个传统。
在不久前访问德国的时候，奥巴马面对二十多万人，如此激昂地发出召唤：“柏林的人们，世界的人们，这是我们的时刻！这是我们的时代！”让人感到历史将开启新的篇章。然而，奥巴马与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之间的角逐会是一场艰难的战役，目前的民调支持率还彼此不分上下，最终鹿死谁手仍然悬而未决。但无论如何，奥巴马的出现显示了自由民主政体蕴含着自我革新的可能，而奥巴马如果胜出，或许会重新激发公民政治的活力，给民主政治带来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