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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奥巴马的“继续革命”

  

  在美国访学的十个月,恰逢总统选举从序幕走向白热化竞争。巴拉克·奥巴马脱颖而出,成为美国政坛一颗耀眼的明星。起初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从来没有“追星”的嗜好,何况这是人家的总统大选,我们不过看个热闹,也就没有特别关注。

  后来有一天,在教员俱乐部里的午餐会上,听到有人慷慨陈词:“奥巴马正在创造一个历史契机,这样的时刻百年难遇!”说这话的不是等闲之辈,而是一位荣休教授,一位研究政治选举的专家,行为主义学派的权威学者,据说以“绝对冷静的分析”而闻名。但此刻他显然有些激动:“让我怎么说呢?我干这行四十多年了,从尼克松竞选开始,看过多少五花八门的高明招术,从来不为所动。我一直对学生说,我们是‘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s),分析各种数据,鉴别候选人的策略和修辞技术,研究选民心理和偏好取向,我们看待竞选活动要像生物学家对待细胞那样客观冷静。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有点不那么专业了,有点兴奋。奥巴马让我有点激动了。”

  “他大概是那种魅力型人物吧?”

  “当然啦,当然。但不止如此,远不止如此。很久了,美国政治一直把持在政客(politician)手中。而这次我看到了一个政治家(statesman),一个富有远见(vision)的政治领袖。”

  “你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直觉,一个老家伙的直觉。我没有什么科学的证据,我用不着证据了,我退休啦。”老教授大笑着说。

  从午餐会出来,走在校园里,迎面遇到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举着标语牌“Yes, We Can!”(这是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唱歌跳舞呼口号,在为奥巴马助选拉票。几个学生走到我面前,问我会投谁的票。我说只是来美国访问,没有投票权。他们仍不作罢:“那你会支持谁呢?”“我想我会支持奥巴马。”于是,一片欢呼之中,我得到了年轻人热情的拥抱。

  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从东岸到西岸走过近十所大学,“奥巴马旋风”总是扑面而来。我开始对“奥巴马现象”认真起来。

  毫无疑问,奥巴马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个人魅力只有通过独特的政治理念才能转变为政治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奥巴马的政治理念?他反复呼吁的“变革的政治”(politics for change)意味着什么?他要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仅仅更换选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游戏!”这是奥巴马一句著名的语录,彰显了他的雄心抱负:不只是要在这次大选中胜出,不只是要让民主党接替共和党执政,而是要改变现存的政治本身,改变他所谓的“华盛顿政治”。

  在奥巴马的所有演讲中,美国的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特区)——不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特殊利益集团掌控下政治失职、腐败、操纵和利用的代名词。比如,他批评在巨额金钱利诱下的游说集团对国会立法的严重影响,实际的结果是“让石油和煤气公司一起来制定能源法案,让制药公司来制定药物处方条例”。他攻击现政府任由“华尔街的掠夺者们”侵吞普通民众的财富而袖手旁观,而当自由的市场被特殊利益所操控,那些“遵守平等竞争规则的人们就落在了最后”。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华盛顿当局误导和操纵民众的另一个佐证。

  更为重要的是,奥巴马对“华盛顿政治”的抨击远不只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政策,而是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批判:它已经沦为一种“特殊利益”政治,背叛了美国自由民主的伟大理想,也背离了建国之父们的初衷。“特殊利益”政治已经失信于民,这是当前美国政治困境的症结所在——“如果人们不能信任政府能履行其职责,能保护他们、促进他们的共同福祉,那么其他一切都丧失了。”所以,他承诺“我的职责不是向你们代表华盛顿,而是向华盛顿代表你们”,他甚至发出呐喊:“我们要把政府从华盛顿那里夺回来,让政府回到人民的掌控之中。”

  如此激昂的言辞着实让我震惊:这是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演说吗?听上去更像是革命家在街头的造反动员。那么,奥巴马是在发动一场革命吗?在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谈论“革命”是不是让人不知所云?

  一百七十年前,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预言,随着民主体制的出现,类似在1640年代的英国和1789年的法国所发生的大革命“将会变得罕见”。因为民主消除了“不平等”这一革命的根本起因。后来不少论者以这个流行的见解为依据,断言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以民主的名义来反对民主是自相矛盾的,那等于是公民自己“革”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保留着一些民主的形式特征,却走上逐渐背离民主政治的道路,如果一个形式上的民主社会掩藏着它反民主的倾向,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讨论革命的意义呢?

  二十五年前,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沃林(Sheldon Wolin)发表《革命行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一文,肯定了民主体制中革命的意义。沃林敏锐地检讨了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冷淡症和公民性之衰落。他特别指出,最无助的人们(穷人、失业者和少数族裔成员)由于生活在较为孤立隔绝的政治环境中,具有最严重的非政治化倾向。因此,现存的那些个别的、局部性的社会运动虽然是有意义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开展更广泛的、整体性的民主运动。因此,“民主派需要一个新的革命概念”——“不是指一个社会阶级应该夺权……而是去重建得以表达集体生活民主概念的形式和实践。”

  奥巴马的政治理念与沃林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的“变革的政治”并不是要推翻美国的自由民主政体,而是要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捍卫美国最根本的原则和价值——人人平等自由。因此,“变革的政治”就是要“重申美国的梦想”,复兴民主政治的希望。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那么可以称作(用中国人曾经熟知的语言)自由民主体制下的“继续革命”。

  为什么需要“继续革命”?因为民主的本质不是一部宪法、一套制度和程序,而是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民主要求基本的制度性框架作为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同时要求健康强劲、生机勃勃的公民文化和广泛积极的政治参与,否则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在“常规化”运作中蜕化变质(“变修”),沦为被“特殊利益”操纵的政治(奥巴马所抨击的“华盛顿政治”),从而背离民主政治的社会公正与自由平等的理想。这是当代民主理论研究的基本共识。对于曾经是哈佛大学高材生、担任过《哈佛法学评论》主编的奥巴马来说,这当然是他的理论常识。但是,让当代所有民主理论家感到困难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民在政治上趋向于被动和冷漠,在物质主义的导向之中、在高度娱乐化的传媒造就的文化氛围中,公民非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难以扭转。学者理论家告诫的声音往往是微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也常常是昙花一现。民主政治在等待一个新的契机,美国需要一位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

  奥巴马生逢其时地出现在美国的政坛上。这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民众仍在创伤中惊魂未定;国内经济出现持续衰退,国际政策遭到全球性的抨击。奥巴马一出场就把竞选辩论提升到大是大非问题。当然,所有民众关心的问题——就业、收入、医疗保险、教育、移民、国家安全、反恐——都是他话题的切入点,但所有这些讨论都被他引导到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当我们变得慵懒,让民主和公民精神开始走捷径,那么就会导致坏的政府和坏的政治。”他在这里暗示的是,华盛顿的“特殊利益政治”虽然是政客和利益集团操纵的结果,但公民的政治冷漠(“我们的慵懒”)也对此负有责任。要改变“特殊利益政治”,需要重新激活公民政治:“我总是相信,如果人们去认真关注,最终我们就能得到好的政府和好的领导。”“如果我们等待别人或者别的时刻,变革就不会来临。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一直等待的人。我们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变革。”这不是更换“选手”,而是改变“游戏”本身,改变政客的游戏。所以,他呼吁美国需要一场政治的“代际更替”(generational change)。也许谨慎务实的美国人只有在内外交困、不知所措的时刻才愿意倾听这种“高谈阔论”,也许只有出自奥巴马这样的“平民精英”,“变革的政治”才能对民众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奥巴马走得太远吗?保守派的某些评论家已经开始将奥巴马与斯大林、卡斯特罗、格瓦拉的名字相提并论,威胁说他是对美国传统的颠覆。奥巴马的激进变革诉求,他的非洲裔身份,甚至他的(“太不像美国人的”)名字,都让他有某种“异端”的嫌疑。但奥巴马最为精彩的举措,就是将所有这些“异端”因素变为重申美国梦想的资源。美国究竟意味什么?美国的伟大之处何在?“今晚,我们聚集在一起,确认我们国家之伟大——不是因为我们的摩天大楼有多高,我们的军事力量有多强,或者我们的经济规模有多么庞大。我们的骄傲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那就是两百年前一个宣言所概括的前提。”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同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机会,相互宽容与尊重,这才是美国最伟大的传统,最值得骄傲的价值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才代表了美国的“正统”,他的整个成长经历——从一个有非洲裔血缘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到哈佛法学院的博士,从一名为底层社区服务的芝加哥律师到国会参议员——就是美国梦的化身。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能有力地回应:美国的爱国主义不是“爱政府主义”,而是热爱根植于美国传统的基本价值理想。这是从废奴运动到民权运动的传统,从建国之父、林肯到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的传统,而奥巴马的“继续革命”正是在承接这个传统。

  在不久前访问德国的时候,奥巴马面对二十多万人,如此激昂地发出召唤:“柏林的人们,世界的人们,这是我们的时刻!这是我们的时代!”让人感到历史将开启新的篇章。然而,奥巴马与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之间的角逐会是一场艰难的战役,目前的民调支持率还彼此不分上下,最终鹿死谁手仍然悬而未决。但无论如何,奥巴马的出现显示了自由民主政体蕴含着自我革新的可能,而奥巴马如果胜出,或许会重新激发公民政治的活力,给民主政治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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