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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葆:参观小岗村、小井庄感言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中国,“三十”是一个不寻常的数字。按照现时的标准,3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跨度。孔子有“三十而立”的经验之谈。老百姓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沧桑感慨。回首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正确总结经验得失,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为了增加对安徽农村改革进程的直观感受,我于近日专程前往肥西县小井庄和凤阳县小岗村参观学习。通过参观纪念馆和农民新居,会见当年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带头人,回来后又阅读了有关安徽农村改革的图书资料,深深地为改革进程的艰难而思绪难平,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而兴奋不已。同时,对改革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和认识。

  

  感想之一,对“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孔子在《论语 .卫灵公》中首先提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可见,“无为而治”在孔子的心目中是治国理政的理想境界。使“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系统化而成为理论的是老子,其名言有:“为无为,则无不治。”“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在老子看来,治理国家一定要遵循自然的法则,切不可主观妄为。我们从农村改革的发端可以发现,“无为而治”非常重要。小岗村和小井庄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是远离县城的偏远之地,受政府的控制相对较松,开始分田的时候上面并不知道。待上面发现以后,又因为有关领导的默许而得以保持。当年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曾对反对分田到户的梨园公社书记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已经分开过了,春庄稼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种的,并起来也不好打工分,就让他们干着看看,上面不叫干再说,反正种的庄稼跑不到哪里去。”就这样,陈庭元采用“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方法,将小岗的包干到户责任制保护了下来。后来,又得到了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最后由邓小平一锤定音。试想,如果当时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强行收回承包田,就势必将农村改革又一次扼杀在摇篮之中。此类教训,我国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实在是太多了。以小岗村为例,1951年到1956年期间,全村常年粮食产量都在18-19万斤,好的年成在20万斤以上。而1976年的粮食总产仅35000斤。本来,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最知道怎样才能增产。而我们的政府和干部却一味主观主义瞎指挥,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搞一大二公,甚至连地里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统一标准,为此不惜年年派工作队,月月开批判会,结果却是生产下降,人心涣散,不少人只得外出讨饭。搞了大包干以后,1979年粮食总产即达到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实践证明,“无为而治”的精髓就是顺应民意。

  

  感想之二,对服务型政府有了新的认识。

  

  几十年来,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刻写在北京中南海正门照壁和很多地方政府的大门前。然而在实质上,政府一直是统治型、管制型的政府,并没有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因此,政府的服务,就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与此相对照,我们的政府职能严重错位。从农业合作化开始,我们按照改造农民的思路,无视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正当要求,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并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号下,不准分田到户,不准包产到户,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集贸市场,甚至不准养猪、养鸡。凡此种种,看不到一丝一毫政府服务的影子。正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小岗村、小井庄的包干、包产到户,才需要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的勇气。小岗村18户农民捺上手印的分田到户秘密合约中,第三条就是“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此时的农民,与政府实际上处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的“秘密”虽然很快被公社干部发现,但是,分到各户的土地并没有被强行归大堆,队干部更没有为此而蹲班房,反而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并成为正面典型名扬天下。与小岗村相比,小井庄所在的山南区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是省委直接抓的农村改革试点,还是受到来自各个方面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找到公社书记王立恒,指着他的鼻子斥责道:“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把江山统统丢掉了,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说完,他驱车到肥西县城,强令县委书记李尚德立即下文件把包产到户纠正过来。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在山南区委办公室里拍着桌子对区委书记汤茂林下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话,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肥西县委顶不住各方面的压力,下发(79)46号文件,强行纠正包产到户。最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发文纠正46号文件。这一反一复,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那些反对包产到户者看来,农民缺吃少穿事小,而改变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大,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的幸福生活靠的是自己的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是真心服务的公仆,而不是什么“救世主”、“大救星”。因此,政府的服务,给钱给物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给政策,支持人民的正当诉求,真正使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感想之三,对什么是改革有了新的认识。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什么是改革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改革这一概念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定义,很多争议也由此而生。从哲学上讲,所有的改革都是对现状的改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改革。改革首先是一种非暴力的改变,其次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改变,再次是能够给大多数民众带来实惠的改变。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即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以小岗村为例,他们在分田到户时,并没有直接与政府对抗,而是约法三章,“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正使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得到了解放,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因而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包干带来大变化,正如凤阳民谣所言:“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小岗村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1979年),就创造了增产增收的奇迹。粮食总产132370斤,油料总产35200斤。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年年吃供应,这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超额7倍多。油料统购任务300斤,过去从来未交过,这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过任务80多倍。全队还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元,平均每人400多元,人均收入比1976年的32元增长12.5倍。事实胜于雄辩。大包干带来增产增收的铁的事实,说服了更多的人,包括那些曾经坚决反对包干到户的人,因而使大包干不推自广,在短时间内花开全国。到1983年末,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99.5%,其中实行小岗大包干的占生产队总数的97.8%。到1986年初,全国实行大包干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6%以上;国营农场实行大包干的占职工总数的70%以上,国营林场实行大包干的占90%以上。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改革就是要通过政策的调整,满足绝大多数民众的愿望。民意是改革的基础,改革的动力,也是改革的目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民意这个基础,搞所谓的“强人政治”、“铁腕手段”式的改革,其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搞清楚改革的科学定义,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参考书目:

  1.《改革风云中的万里》,张广友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2.《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窦永记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3.《小岗村与大包干》,夏玉润编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

  (200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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