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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文章千古事

  

  唐朝有个诗歌爱好者,人称老杜。一辈子混得不大好,但是心气儿很高。由于安史之乱,颠沛流离了许多时,却庆幸自己“生常免租戍,名不隶征伐。”其实他不过在工部当过一阵国家公务员,享受了些个福利待遇,于是就咬定牙根吃秤砣,赤胆报国。他居住的茅屋透风漏雨,冻得夜里睡不着,心里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老杜不过是个封建社会中层官僚,究竟靠着什么精神支柱使自己活得如此苦中作乐,如此境界超迈,如此鲁迅雷锋焦裕禄呢?有句诗透露了这个奥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人生是短暂的,穷达是相对的。但文章是可以跨越时空、指向永恒的。中国古人很早就识破了这个玄机,所以孔子可以视富贵如浮云,司马迁可以忍辱而偷生。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会流动在自己的文章里,千古奔涌。魏文帝曹丕一语道白了这个真谛:“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把文章视为“不朽”之路,这使得中国早早就成为了文章大国。中国人把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贯注到了文章里。从遣词造句,到布局谋篇,从微言大义,到草蛇灰线,中国的文章群星璀璨,气象万千。仅以记叙类文章来说,无论写人还是记事,无论志怪还是列传,都穷精极微,言深旨远。用道家的话说,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儒家的话说,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记叙文之妙,要举例子,那是恒河沙数。随便先举个鲁迅的《范爱农》吧。这篇文章若放到古代,那就是《范爱农列传》。鲁迅是写列传的高手,最有名的是阿Q列传、孔乙己列传、祥林嫂列传等。不过那几个传主均非历史真人,属于先生凭空杜撰的,因此现在叫小说,一般不再跟“记叙文”一块混事儿。不过咱们心里要明白,“小说”本来也是“散文”,虽然分出去单过了,可爹妈还是要认。按照中国的老规矩,天下的文章只有两种:散文和韵文。不讲究韵律之文,便是散文。散文里写人记事的,叫记叙文。小说不过是“虚构的记叙文”而已。当然,韵文里也有“虚构的记叙文”,但那不叫小说,人们给另外起了些个名,叫“叙事诗”,叫“弹词”,叫“大鼓书”什么的。所以,咱们不要被咱们自己发明的种种名目给迷惑了。孔夫子当年在“驷马难追”驾校给学生们上“赶车技术”专业课的时候说:“咱们车老板儿的眼睛,要风吹不昏,沙打不迷呀!”(电影《青松岭》台词)赶大车如此,看文章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说,《范爱农》跟《孔乙己》,在“文理”上是相通的。你说历史上没孔乙己这么个人,可是你又对这个形象终生难忘,那不就等于有这么个人吗?你说范爱农是个历史上的真人,可也许哪天出来几个专家一考证,说范爱农本属虚构,而孔乙己倒确有其人。那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无论真实还是虚构,我们都是依靠各种“叙述”来判断的。叙述学的道理很复杂,我们不在这里展开探讨。咱只说一点:小说跟记叙文一样,都蕴涵着和遵循着叙述学的普遍规律。我们觉得是虚构的叙述文字,就叫小说,反之就叫记叙文。倘若遇到不容易判断是否虚构的,或者虚虚实实比例模糊的,搞不准七实三虚还是七虚三实的,往往就可以脚踩两只船,或曰小说,或曰散文。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有记叙、有描写、有议论、有抒情,又是第一人称,写得老实巴交的,跟鲁迅的个人生活也吻合,那就可以看成散文。但叫它小说也未尝不可,因为有人物、有情节、有场面,而且文章本身无法证明实有其事,第一人称也是近代以来小说家的惯用伎俩,特别是鲁迅自己把它编入号称“小说集”的《呐喊》,所以很多教科书都视之为小说。

  再说《范爱农》,查鲁迅生平和中国近代史,确实有这么一位老兄,大体事迹基本可靠,鲁迅又把它编入号称“回忆散文集”的《朝花夕拾》,那么应该归属散文无疑了。可是文章里的“回忆”颇有“艺术加工”之嫌,这个古怪而孤独的范大哥,不免令人联想到鲁迅的小说人物吕纬甫、魏连殳之流,刻划手段何其相似啊。另外,范大哥在文中称呼作者“老迅”,这分明是不合实情的,因为那时的周树人先生还没有发明“鲁迅”这个笔名,范爱农只可能叫他“老周”、“豫才兄”或者“周老大”、“周扒皮”什么的,绝不可能未卜先知地叫出《狂人日记》作者的昵称来。所以说,百分之百真实的散文是没有的,百分之百真实的回忆也是没有的。真不真,关键要看诚不诚。古人强调“诚于中而形于外”,内心真诚了,虚构出来的东西也流芳千古,内心不诚实,句句大实话也一样面目可憎,用鲁迅评论某部小说的话说:其诞生就是死亡。

  小孩子爱听寓言不爱听社会新闻。寓言虽然是虚构的,却能够直接刺透人生的真实,社会新闻是“写实”的,却往往遮蔽掉生活的本质。成年人跟小孩儿相反,自以为理性了、成熟了,看不起寓言,喜欢看社会新闻,以为里边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其实恰恰是不自觉地逃避了生活的真实,把浮嚣的浪花当成全部的大海了。

  可见,《范爱农》这样的文章,里边有几分真实、几分虚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那份“修辞立其诚”的写作态度。《范爱农》写得好,写得栩栩如生、感人肺腑,这不就是作者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么?能够让你所喜爱之人的名字深入人心、长久流传,这便是最大的真诚了。古人说最大的孝顺不是听父母话、养父母老,而是“扬名显亲,光宗耀祖”,而一切道德功业都是依靠文章得以传承的,那文章岂不就是“千古事”么?

  鲁迅善于为虚构人物作传,也善于为真实人物作传。除了范爱农,他写的韦素园、章太炎、刘和珍、柔石、藤野先生、长妈妈,不也“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么?郭沫若先生评价蒲松龄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我们可以借用这句话说,鲁迅先生是“写亲写友高鬼一筹”。

  中国现当代作家里写人的高手,大概能组成一个加强排。汪曾祺在这个排里,至少可以当个副班长。不过汪曾祺分不清自己写的是小说还是散文,人家说是什么他就表示同意,散文集小说集都编得有点乱——从孔子到鲁迅,高手都是这样的。比如他写的《故乡人》,你要非说是小说,也没人跟你抬杠。好比买千里马,能够日跑千里就得了,你非得计较是黑是黄是公是母,也没人拦着,你自己尽管研究着。也有一路好心的学者,给这种文章单起了一名,叫“散文化小说”。北大的小说理论专家马振方先生认为:“散文化小说,是小说园林中一座精致的小洋房。”这个比喻十分精彩。我们应该从“精致”二字入手,去体会、去品鉴。忘了名目去看文,再忘了文去看人,最后人文俱忘,得到一片光明澄澈的心,这才是语文的高尚境界。禅宗所谓“过河拆桥”,庄子所谓“得鱼忘筌”也。

  想把一个人物写好,方法有很多。但是挖空心思去琢磨“方法”,又不一定能够写好。鲁迅和汪曾祺都不是先设计好了“方法”才去写作的,他们首先是“要写”,然后才是“会写”。鲁迅说“吟罢低眉无写处”,老舍自称“写家”,他们是何其看重那个“写”啊。如果我们对于笔下的东西没有“要写”的心情,那种种“方法”恐怕都无用武之地,最后恐怕采用的方法都是“挤牙膏”。老杜迫切地要写一写“石壕吏”,于是拿起笔来就写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侯方域真挚地要写一写“李香君”,于是开篇便说:“李姬者,名香……”但是你说他们没有“方法”么?当然是有的,如同我们走路和吃饭,似乎是不用动脑的自然动作,但其中自有大方法在,而且是“炉火纯青”的方法。西方人看中国人使用筷子,觉得神奇高超,仔细研究其使用方法,编成《中国魔棍之操作基本原理及实用技巧》出版。古代有个很崇尚“与国际接轨”的青年学者,跑到赵国首都去学习走路,由于太注意“方法”,把腿学残了,后来就改行卖拐了。

  心中有东西要写,才能避免没话找话,无病呻吟。“要写”好比一盏明灯,把你所写的那间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下边具体“怎么写”,就不难纲举目张了。现在的人写文章,经常不是自己“要写”,而是别人“要”自己“写”。例如老师命题的作文,领导布置的报告,给单位起草的计划,请太太审查的检讨……因为心中不大爱写,就往往在“方法”上开动脑筋,结果很容易导致文风恶化,“良心大大的坏啦”。社会上某些怪招迭出的作文辅导班,更是在歪门邪道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效用。20分钟就写出一篇妙笔生花的奇文,这样的“快餐学生”长大后真正有成就有德行的,笔者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其实古往今来的好文章,多是平铺直叙的。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很平实吧?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很朴素吧?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有啥说啥吧?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堂堂正正吧?

  目的明确、充满自信的好文章,根本用不着在写法上故弄玄虚。巴金先生多次强调自己是“无技巧”作家。“写作目的”明确了,“写作方法”往往会随之涌来,水到渠成。你看司马迁写了那么些列传,体例、方法都差不多,却不使人因为“雷同”而感到厌烦,这里的关键在于他知道为什么要写,他要让笔下的人物随着文字“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他把一些反抗正统秩序的“自掌正义”之士写入《游侠列传》,这本身就是惊世骇俗之举。至于具体写法,如同评书里常说的,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朱家的材料少,就简略些;郭解的材料多,就详尽些。关键是通过这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游侠,写出了“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这个重大的人生命题。当法律不能保护个人的时候,当正义遭受摧毁的时候,当世道善恶不明的时候,如何拯救我们的灵魂,一部《史记》深深触及了这个千古疑问,因此它才超越了一般的“帝王家谱”,成为历史著作中的翘楚。写记叙文者经常担心自己会把文章写成“流水帐”,其实形式上的流水帐不一定是缺点,或许还可能是“大巧若拙”的一种表现,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思想上的流水帐。鼓吹那些用华丽的辞藻、跳跃的文句、刁钻的视角写出来的毫无思想冲击力的时装模特式的所谓“美文”,其为害恐怕是相当深远的。

  记事跟写人的道理差不多。写人要写灵魂,记事要记本质。“本质”是个哲学词儿,纠缠起来说不清,那咱们换个说法,就是你想通过记叙那件事情干点啥?过去的长篇小说,前面的“内容提要”都写着“通过”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歌颂了谁谁,鞭挞了谁谁,显示出了啥啥啥……看多了比较烦,后来就都不这样写了,都改成花里胡哨的一堆格言警句,勾引人先买回家去再喊上当。其实回想一下,以前那种写法老老实实,有一说一,道出了记事的“本质”。

  比如5分钟内发生的一件事,可以写成多长的文章?十个字可以,百字可以,千字可以,万字也可以,甚至一百万字也可以!如果你不抓住“本质”,你就可以无穷地分解那5分钟,一直写到地老天荒。有个大学生上午在宿舍睡懒觉,班主任去找他,他说:“我数十个数就起来。”于是他数着:“1,2,3……7,8,9,9.1,9.2,9.21,9.22,9.221……”他可以随时结束,也可以永远数下去,因为0到10之间存在着无穷多个点。事件也是这样,任何“一件事”都包含着“无数件事”。在事件的迷宫里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那你就会变成个没头的苍蝇,所以说,“路线是个纲”啊。你看看《三国演义》前半部写了多少年间的事情,后半部写了多少年间的事情,你就会明白,记事的能力,其实也是我们驾驭世界的能力。曹丕同学讲的“经国之大业”,一点不夸张啊。《勾践灭吴》,那八位美女献给吴国太宰嚭的部分,写成个十六集连续剧没问题吧?但是作者没那么低级趣味,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不是“勾践灭吴过程中的轶闻趣事”,而是“勾践通过采取哪些得力措施”最终“遂灭吴”,进而启示读者“吴何以灭,越何以兴”。所以你看作者删繁就简,只写了几个方面,喀喀喀,数了不到十个数,勾践就起来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奇怪萧红《一条铁路的完成》的写法了。文章里几乎没铁路什么事,连个扳道岔的都没写。写的是帝国主义要在中国修铁路,学生游行抗议,而最后铁路还是修成了。萧红是个没学过什么正规写作“方法”的文学天才,她脑子里想写一个茅盾先生《子夜》、《春蚕》那般宏伟的大题目——帝国主义的铁路是吸取我们被压迫民族膏血的大针管啊,但奔涌到她眼前的却都是自己跟同学们一起游行的画面。于是,她不虚矫,不拔高,津津有味地把当年的游行经过娓娓道来——她直面自己的真实记忆。真实的画面组合好了,事件的“意义”也就喷薄而出了。记叙文不用把观点直接写出来,但记叙文跟议论文一样,

  是要有观点的,尚书《泰誓》和《齐桓公伐楚盟屈完》都是有观点的,这是许多写作者都没有注意的吧。

  不但记叙文是有观点的,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观点的。“今天下午有零星小雪”和“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都是有观点的,这些道理比较深了,有兴趣以后咱再聊。这里顺便说到鲁迅先生的《萧红作〈生死场〉序》,序言可以写成很多种文体,一般只要跟所序之书有关系即可。鲁迅这篇序言饱含着对年青的文学新人萧红的一片真情,“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这是普通的“记叙”么?怎样理解此中的“观点”呢?顺便再读读萧红的《祖父死了的时候》,就知道萧红也是真情之人。真情的文章,即使罗里罗嗦,笔法乱成了“百花错拳”,也仍然好看。文章千古事,得益于千古有真情也。

  像郁达夫,像朱自清,像冯至,也都是真情之人。但是他们的记叙文有时候沉湎于事件的褶皱里,似乎暂时忘记了“本质”,有的人喜欢,也有的人遗憾。比如毛泽东说过朱自清的文章好是好,就是“不神气”,毛泽东喜欢鲁迅的文章,说是“很神气”。毛泽东说的那个“神气”是什么意思,大家去体悟体悟吧。

  当代作家都是从小学开始正规学习过作文“方法”的,很多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像王蒙啊、贾平凹啊、金庸啊,还被请到大学里当教授、当文学院长,所以平均的写作技巧比现代作家要高。但是技巧高的作品却不一定能够成为经典,正像枪法好、杀敌多的士兵不一定被当作英雄。什么样的记叙文能够成为经典?论讲究技巧的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论不讲究技巧的有夏衍的《包身工》,还有半讲究半不讲究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它们的共同点何在?鲁迅先生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恐怕是一切作文和做人的“警世恒言”。什么获奖文章,什么满分作文,什么状元妙文,都不要盲目崇拜,树为好文章的标准。那么我们当代人如何超越时代局限,继承中国优良记叙文的传统呢?

  功夫恐怕在作文之外。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曾国藩也对此话很重视。周恩来说:“外事无小事。”写文章其实也相当于“出门”,因为文章要见很多人;也相当于“外事”,因为涉及思想交流。如果把写人记事提高到这个层次来理解,就不难激发出自己的真情,写小人物如写帝王将相,记小事件如记天下兴亡,字字句句皆成世界,妙法自在其中矣。

  遥想我们中国记叙文的祖师,盲左腐迁,都是“发愤著述”,谁关注他们学过什么写作方法。古人早都看破,他们不过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而已。从孔子到鲁迅,他们有一腔真情要对千古诉说,千古也因了他们而绚烂多姿。说到了今天,作者们尚未尽兴。不要紧,中国的路还正长,“中华民族”这篇宏文,还有待孩儿们继续写下去也。写得好不好,历史自有“寸心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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