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首次出版于一八五九年的《论自由》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捍卫言论自由的书籍，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穆勒对于“公众舆论”的担心比对国家审查的担心还厉害些。穆勒说“公众舆论”的暴政比“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都更可怕，因为虽然舆论并不总是采取极端的惩罚措施，但舆论压迫不会留下任何逃避的机会，而且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能奴役灵魂本身。”不错，他写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现在可能已经不再是墨守成规的时代，但是我们有必要问一下他的担心是否对当今还有参考意义。我自己撰写中国问题的经验告诉我这要看具体情况，可以说穆勒的观点对西方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中国来说是错误的。
在中国，政府的严格审查成为最大的问题，这一点应该不会让人感到吃惊。我的书的中文译本已经获得出版许可，但因为部分内容过于“敏感”迟迟不能出版。实际上，我并非言论自由的极端主义者。为了获得政治审查官的认可，我愿意修改和必要的配合。如果这是我的著作要面世所必须做出的妥协的话，我非常愿意用更委婉和更含蓄的方式重新表述我的观点。我甚至愿意删掉某个论点或者某个例子，如果它们不是主要观点的核心内容的话。但是这些删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刚开始我被告知要等到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之后，因为最好别在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期间滋事。今年，奥运期间保持稳定的需要意味着作家们必须“谨慎”。谁知道明年又会发生什么事？
应该说中国的出版商和编辑是站在我这边的，他们也希望我的书能出版，但是书的出版必须得到一些内容审查官员的许可，而那些往往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或许没有意识到思想自由交流的重要性。为什么让这些人拥有决定权呢？我认为尊老敬老的传统观念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让我对于未来感到乐观：一旦思想相对开明的年轻一代领导人掌权之后，情况就会得到改善。这或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虽然上面发出的像苏联“开放性”一样的信号或许有助于加快改革的进程。
相反，在西方国家，真正的威胁来自公众舆论。某些大众偏见使得人们更容易相信特定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又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具有的偏见。想想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的方式吧。一位社会批评家遭到当地暴徒痛打的事件肯定会成为许多报纸的头条新闻（人们很少听说在乌兹别克斯坦、厄立特里亚或者印度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并不是说西方记者不应该报道这样的事件，因为中国记者很少能报道这些事件，所以这种报道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们阅读的（希望阅读的）中国新闻只包括这些内容的话，他们对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发生最快速和最全面转型的大国的了解将出现偏差和扭曲。
有多少西方人了解到千百万的中国人已经摆脱贫困？了解大部分的中国人获得了三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个人自由？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学会对台独立势力的挑衅避免过度反应，因此开辟了改善两岸关系的道路？了解中共已经实施了相对平稳的政权交接机制，包括领导人到了年龄就必须退休的规定？了解欧洲人权团体和中国政府合作来减少警察执法中的体罚？了解死刑在最近已经大幅度减少？或者了解官方报纸《中国日报》最近刊登的两个年轻男子热烈接吻的照片，而这篇倾向同性恋的新闻的标题是“傲慢与偏见”？
在过去的一年，连篇累牍关于中国的坏消息（有毒的食品和药品、血汗工厂的剥削、煤矿的死难者、北京的污染等等）影响和强化了人们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以至于把北京的“屠杀”奥运会和柏林的“纳粹”奥运会进行荒唐的对比的说法能够大行其道（其实应该是把北京奥运会和一九八八年在首尔独裁政权时代召开的奥运会对比才对）。难道有人真的相信北京像纳粹一样在奥运会后要发动世界战争吗？位于纳粹意识形态核心的种族主义在哪里呢？不错，中国政府间接卷入了达尔富尔事件，但并非只有中国啊，俄国卖给苏丹的武器更多，日本购买的石油更多，而且中国在努力改善情况。中国是压迫了西藏人民，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要涉及达赖喇嘛，而他在过去并不总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
人们可能认为最近对于杀害中国平民、焚烧中国商店的暴行打破了西方人对于西藏人热爱和平的幻想，但是实际上暴乱和后来的镇压似乎强化了西方反华的偏见，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抵制奥运会。而达赖喇嘛本人是反对抵制奥运会的。我收到西方朋友的电子邮件询问中国的肃杀氛围，似乎整个国家已经处于军事管制之下。任何对于中国的正面报道都会遭遇充当该政权“辩护者”的指控。西方报刊上偶尔会出现提供背景情况的或者比较客观的报道，但是很快就被淹没在充满敌意的新闻的汪洋大海里。
我为什么担心西方国家一边倒的报道呢？这不是因为“否定性的牢骚大王”（nattering nabobs of negativity）强化公众对于中国似乎处于种族主义边缘的恐惧，把中国影响看作天生邪恶的力量，除非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做法。这样的报道实际上让中国的情形更加恶化，激起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反应，使政府更加偏执多疑。它还让人无法思考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是个拥有七千三百万党员庞大组织，各种观点都存在，内部存在的进步力量不应该被排斥在外。比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就缓和了对于达赖喇嘛的口气，并没有关闭协商的大门。
最让人担心的是，妖魔化中国的趋势正好落入右翼好战分子的手中，他们正在寻找试验武器的另外一个借口。正如《大西洋月刊》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写的“曾经促成伊拉克战争，一直在支持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同一批群体、个人、机构、出版物、博客网站如今正在准备未来和中国的对抗。”如果约翰·麦凯恩成为下届美国总统，这样的人会成为白宫座上宾，会得到对新“邪恶帝国”充满敌意的公众舆论的支持。那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译者注：以下是作者对网友评论的答复]
我评论的目的不是要为北京政府“辩护”。至于言论自由，我试图要表明的是在过去一两年情况有恶化的趋势。评论的第二部分旨在显示西方媒体一边倒的中国新闻可能产生糟糕的后果：它让人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产生扭曲的认识，让当局更加偏执和多疑，使得政治改革（包括媒体自由）实现的可能性降低，并落入美国右翼好战分子的圈套。我评论的总体思想是要说明穆勒的观点，国家的高压统治和公众舆论（以及舆论对于媒体报道的影响）都是言论自由鼓吹者需要关心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人权纪录，我建议读者阅读兰多尔·皮仁布姆（Randall Peerenboom）的《中国现代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这是一本全面和客观介绍中国人权情况的著作。
关于民主和少数民族权利，我觉得这两个理想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一个理想是让中国更加民主化，意思是让大多数人获得权力，其实这将让西藏人的处境更加糟糕，至少从短期来看如此。（类似于苏联解体后东欧和俄罗斯的少数民族遇到的情况）不错，媒体在中国受到控制，如果媒体获得自由，可能出现对于西藏人苦难处境的包含更多同情的报道，但是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对于“反华”的公共舆论和西方媒体的愤怒甚于对偏颇的中国媒体的愤怒的事实就说明中国的政治开放未必一定对于少数民族更有利。
我应该注意到二〇〇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南华早报》（香港）报道了温家宝总理关于达赖喇嘛的看法，题目是“温呼吁达赖喇嘛要告诫民众保持冷静”，这是中国政府不妥协的，刺激性的言论中的一丝光亮。
我没有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总是“完全负面的”。我的观点是西方媒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趋势，尤其是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这帮助解释了欧洲和美国对于中国的负面看法，（这种负面观点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负面新闻越来越多：许多西方人就喜欢媒体报道这样的东西）。按照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在这次西藏事件出现前进行的调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观点是在欧洲和美国，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负面看法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从44%上升到54%）。有趣的是，对于中国的正面看法出现在中东和非洲。正如我在评论中说的，我没有批评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意思，西方记者报道中国记者不报道的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太多的一边倒的报道可能导致糟糕的后果。
中国是专制社会吗？我的观点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左右一直处在去专制化的过程中，政府在逐渐淡出多数人的生活。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工程，但是我们需要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样的趋势。
“否定性的牢骚大王”的术语是为曾担任尼克松政府副总统的阿格纽（Spiro Agnew）撰写演讲稿的威廉·莎费尔（William Safire）创造的，肯定带有幽默的味道。这个术语至今仍然在使用，用来指过分负面的报道。我不敢肯定它反映了我自己的立场。不管它的价值如何，我想说的是尼克松政府的少数几个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了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如果要了解这段历史，我建议读者阅读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精彩著作《只争朝夕:尼克松会见毛泽东》，该书也有助于读者了解一九七二年的中国社会的专制本质。任何一个访问过中国的人都会立即感受到这个国家从那时起已经开放了多少。
西藏是个相反的例子。在西藏，政府试图限制和控制宗教言论，现在的情况如果和八十年代中期相比更糟糕了。当然，我相信限制宗教自由是错误的，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但是我也认为以暴力叛乱的方式来回应是错误的。暴力让这个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更加遥远。
至于在中国的写作，我同意我们这些研究政治理论和政治，并希望在中国出版著作的人常常需要做出妥协。但是和相关的其他选择比如什么也发表不了相比是否更好些呢？
我纳闷的是，为什么我的评论激起如此热烈的辩论？或许我试图提出太多的观点，对于这样敏感的事情很难做到不偏不倚。说实话，我评论的动机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处境。一方面，在过去一两年里我对言论自由限制不断增加感到沮丧，另一方面，对西方媒体在同一时期连篇累牍的负面中国报道感到沮丧。未来，我不应该让负面的情绪阻碍我的工作，达赖喇嘛本人大概也会这样说的吧。
至于说到政治改革，我们不清楚民主是否起作用。我同意中国需要更开放，包括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是有必要考虑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提出的全国性民主选举的替代方案，请参阅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中国怎么想》(伦敦: Fourth Estate, 2008)）伦纳德的书非常精彩地描述了知识分子的辩论（它也显示在中国存在活跃的政治辩论），虽然他没有讨论政治儒学的辩论。[译者注：请参阅《学术中国》网发表的该作者的文章“中国新知识分子”我的新著《中国新儒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讨论了在中国复兴“左派儒学”的辩论（主要是中国学者之间），归纳了对于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意义。如果我违反了自我推销的规范的话，我在这里先道歉了。
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实际进展，在不同的背景下需要采用不同的途径。有些团体比如丹麦人权机构采取了要求政府部门合作的“柔和”的途径，通过资助和支持比如防止警察在审判前阶段体罚和虐待，以及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等长期项目取得很好的结果。中国有些政府官员也非常严肃对待人权侵犯的情况，与他们合作是取得积极进展的一个方法。其他人权团体比如“人权观察”采取对抗性的途径，在更加敏感的政治领域以“点名批评和羞辱”的方式开展工作，推动人权改善。人权团体内部存在一个隐性的劳动分工，他们往往是互补性的。哪一个方式更好是需要实际数据说话的，在没有实地调查之前，不应该排除任何一种途径。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阅《行为伦理学: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伦理挑战》的文章（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说到西藏，我想谈一点大陆中国人讨论的另外“一丝光亮”。政治评论家曹辛在影响很大的中文报纸《南方周末》上撰写的评论中写到“藏传佛教在藏族民众中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的；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在藏传佛教信徒中的影响力，也是事实。基于上述基本事实，一些现实的政策操作可能需要考虑。
至于西方媒体，我同意它倾向于报道坏消息。但是为什么集中在报道中国的坏消息？或许是因为奥运会，但可能也有其他因素。我确实担心它落入美国右翼好战分子的圈套。在乔治布什当选总统不久，中国就被选为新的敌人，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地方。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媒体帮助下大肆宣扬来自伊拉克的威胁，我们都知道后来出现了什么结果。
我担心美国和中国再次发生冲突的基础已经打好了（当然，中国政府的行动并不总是有帮助的）。
最后，我想说我的评论是关于言论自由的。我本来应该选择“中国和西方的言论自由”这样的标题，或许还可以加个副标题“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限制”。
译自：“Badmouthing Beijing”by Daniel Bell。文章最早发表在英国《卫报》的评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