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如烹小鲜”，孔子生于春秋乱世，以他的真知卓识，平生只有一个机会，做过鲁国的“寇司”，主管国家的司法。三个月而国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果鲁公委以全国大政，我们真可相信他的确可以象烹小鱼这般轻而易举的事。可惜昏君在位，谗言轻信，孔子劝谏了三次，不听则行，不做了。我们不忍责他沉不住气，孔子自有其不得不行的道理。这是鲁国的不幸。
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治乱之道，据史书所记，也不难找出治乱主要的共同点。“适才适所”和“赏罚分明”而已。前者不但以人才治国，而且还要把人才放到他擅长的职位上，才可以发挥所长。一言以蔽之：“知人善任”。史书上记载不少，《左传》有“子产论尹何为政”，就事一篇精警论知人善任的硬道理。智如孔明，不知马稷只是个夸夸其谈的军事理论家，缺乏实际作战经验，用他去守“街亭”便失守了。这重地一失，孔明的北伐顿成泡影。积学如王安石，其“变法”的构想，确是扫除北宋积弱的良法，但任人不当，终于“变法”失败，北宋从此一蹶不振，终于南渡。举一反三，可见人才也要适所，否则不但浪费人才，还贻误了国家大事。什么才算人才？真知卓识当然是必备的重要，还要懂得“权变”。“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权变”就是管理技术。高职位的人才，还要懂得辨别“轻重缓急”，才不致慌乱失措，急的不急，重的反轻，本末倒置，不乱也就乱了。
中国从来就是个大国，即使历代偏安的南朝，都比现代的许多国家大得多。只今四川一省，等于英、德、法三大强国的土地与人口。所以，许多动辄以大国为藉口，来搪塞不长进、不合理、落后的罪过，对中国历史有研究的人，都心有不甘的。生活在资讯的文明时代，一切瞒骗真相都会暴露出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些年来，我们的确看到一些人富起来。如果是合法合理的致富，谁不欣然，毕竟是社会的成员，个人的成就，会带动社会也富裕起来，这是“个人主义”的精要。但如果凭着特殊关系，化公为私，或是巧取豪夺，压榨善良，就形成社会的不公义。无可奈何而又善良还是倚戟长叹，若不能自制于义愤，揭竿而起便产生了。过去我曾经听过一个伤时感事的大陆领导人说：现在就只是少了一个陈胜或吴广了。可不令人深省！
“恕道”是中国人的美德，但从一方面想，也未尝不是乡愿的心态，如积劣难改，姑息成风，又何尝不是养恶之源，民怨便增加了，对社会繁荣还是有害的。我们看到许多“上访”的人群，总担心有一天控制不住。
消除民怨最好、最彻底的解决的方法是实行法治。一切依法行政，依法办理，依法审判。能这样，起码减缓民怨增加速度，腾出时间来解决积案，洪暴就渐疏泄过去。
香港过去在殖民地时代，港人除了左右两派各发起过一次暴动，就只有一次“省港大罢工”；另一次“济南惨案罢工”，勉强还算一次是“天星小轮加价的抗议”。英统治一百五十年，就只有这五次。严格说香港人为自己抗议示威的只有天星小轮加价的一次而已，而且规模很小。我是研究香港史的人（著有《一九九七香港之变》），青少年时代在香港度过，香港人过去没有民主选举，而能各安其所，主要是在英国人统治下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香港这一面历史的镜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认为大陆的民主选举不能一蹴而就，就必须先实行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特别是后者，一刻迟疑就增加一刻的民怨，当我们看到许多不依法的处理和审判的事件，真教我们一些熟悉历史的人触目惊心，我们多么盼望一个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在大陆出现。
“上能正，孰敢不正”。法治是由上而下的，把识法、守法的人才提上到执法的侦检单位和法庭上层来，让司法独立，就是排除以权干预司法。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勉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