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眼前图片的色泽有些昏暗，但它无法遮蔽白衣天使身上那神圣的护士服所发出的洁白的光，在这个幽暗禁闭精神病人的牢笼里，那似乎是唯一的亮色。借着这道光，我们可以看见护士半屈着一条腿，另一条腿正用力的向对面床上的一个黑影踢去。她的身子稍微倾斜，两臂用力张开，以便增强腿部发力的强度。这位天使看上去是一个苗条的女子，但似乎这并不影响她那剔出的右腿的果决和有力。因为那无力的卷曲在床上的病人，此时仿佛是一个虚弱的幻影。
那个病床上的黑乎乎的影子，其实是一个人。她是新住院不久的精神病人，五十一岁的山东莱芜农村妇女王秀英。2008年12月8日晚11点，她因患精神病被送到莱芜精神病专科医院，八天之后突然死亡，精神病院的结论是心脏病“猝死”。（见2009年1月8日《南方周末》）
王秀英的丈夫朱立法与儿子悲恸欲绝。八天之中，他曾和儿子多此来探望王秀英，但每一次都被以治疗需要的名义被拒之门外。精神病院高大而坚实的铁门，使她们天各一方，由生离而死别。
妻子死后，悲恸的丈夫让儿子去医院拷一下病人的录像，他想看一看妻子离开人世前几天的最后时光，然而录像带上画面让他呆若木鸡：在八天的时间里，王秀英曾经被医护人员五次殴打，其中有一次是被三个医护人员集体殴打！“太惨了！”，王立法面对记者喃喃自语。于是，我们有了前面那张已经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图片。
如果这种图景发生是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或者是发生在异族铁蹄践踏下的中国，人们或许不会过分惊讶。然而它偏偏却发生在天下承平已久的太平盛世，发生在骨肉同胞之间。更为不公平的是，被施暴的一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精神病人，另一方则她的医护人员，这使得冲突双方处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并使得暴行本身具有匪夷所思的性质。
医患关系的冷漠与对立，是目前社会最严重的精神创伤之一。这种冷漠与对立发生在最需要关爱的病人群体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护人员之间，尤其引人注目。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医患冲突在不断提醒我们医患关系畸变的程度。许多人不愿意进医院，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忍受某些医护人员那麻木冷漠的目光，这甚至比心腹之痛更令人难以忍受。发生在莱芜精神病院里的一幕，为此增加了一个新的注脚。
应该说，医生和护士并不属于特权阶层，他们是当代社会科层体制的一部分，属于普通的社会公民，但是，与当权者的腐败比起来，普通人的堕落更加值得注意，也更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当权者的腐败是因为权力的腐蚀，可是，我们却很难为那些普通人的堕落找到一个同样简洁明确的理由，问题在这里似乎更为复杂，也更难以诠释，因而也更令人困惑。那个虐待王秀英次数最多的护士才27岁，她还没有结婚，从照片上看还是一个处于“君子好逑”阶段的窈窕淑女，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公然抢过记者的笔记本，当场撕掉。她的邪恶与暴虐来自何处？
上述部分录像在网上公布后，引来了网民们极大的不安与义愤，有人斥责这些医护人员已经丧失了人性。的确，我们已经不能用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价她们，这样的准则离她们过于遥远，甚至是南辕北辙。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按照人性的标准去要求和评判她们。然而，究竟什么是人性？她们可曾拥有过人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些白衣天使的人性又到哪里去了？
我曾经长期致力于寻找一个普适性的人性定义，我幻想着一旦拥有它，就可以将那些真正的人和虚假的人区分开来，以此解决人生探究中的许多烦恼。不料这种努力本身又给我带了更多的烦恼，我发现古往今来的学者对于人性的定义五花八门，使我陷于不知所措的困惑。然而孟子关于人性的解说，却为我的摸索带来了一线光明。
孟子是主张性善论的，但是他的性善论有其特定的维度，就是人禽之辨。他认为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就是人性善的确证。人有此四心，犹如其有四体。在孟子看来，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他称之为“大体”，后者则是人的“小体”。四心之中，孟子最看重的是人的恻隐之心，又叫不忍之心，也就是人的同情心。正是这一点点恻隐之心，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孟子并不否认人天生具有种种自然欲望，所谓“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同样是人天生具有的本能，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人和动物的差别，而是人和动物的共同之处。如果一个东西被称之为人性，他必须是人类所特有的规定，而不是人和禽兽共同具有的属性，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禽之辨”。正是从人禽之辨的特定维度出发，孟子才主张人性是善的。但他同时指出人的善心本身是微弱的，亟需后天的呵护滋养，人与禽兽的区别实际上只有那么一点点，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孟子的理论一向被看作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典型，他的性善论也不乏理想的色彩，但是，孟子的性善论却有其难以摇撼之处，这就是他提出的人禽之辨，它是人性的自觉，使人从思想上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它使人高看自己一眼，将自己提升到动物的生存层次之上，并自动地和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责任和义务的枷锁。他赋予人道德的自律和自由，也使人获得道德的尊严。在不同的文明中，道德意识的开辟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学说而完成的，但其实质和归趣却并无二致。这样一种觉醒和抉择，标志着人已经最终走出了动物世界，而超越自然界的铁律之上。正因为如此，康德才将人心中的道德感与天空中的星辰相提并论，他不无深情地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我越思考它们就越感到发自内心的敬畏，这就是天空中的星辰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但是，从宇宙进化的角度看，人性中的良知实在是比天空中的星辰更加伟大的奇观。
然而，那一道人禽之辨的防线，那个在两千年前的华夏文明的轴心时期由先秦儒家苦苦思索而建立起来的人性的底线，在我们开头看到的那幅照片上，已经消弭不见了。在那里，人与禽兽的分野，一如它灰暗的底色一般的模糊不清了。
然而，那些护士们所需要的不仅是责备。有些网友曾经质问，到底谁是精神病？大哉问也！王秀英是得了精神病，那是正常人的疾病；那些医护人员所得的，是一种更为严重也更难治愈的精神系统的疾病，而这种疾病的原因需要到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制度环境中去寻找。数十年来，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在批判普遍和抽象的人性论，直到前不久，我还有幸亲耳聆听一位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公然否定普遍的人性，认为那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东西，人的真实属性是他的阶级性。然而孟子的人恰恰就是抽象的人，一个没有阶级性的人，一个和动物相对而言的人，一个普遍的人，而他所说的人性，就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类本质。这种基于人类良知的人性论，构成了传统道德的根基，也是中国几千年礼乐教化的基础。上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教育先是将人预设为政治人，而后又将人预设为经济人，唯独不见孔子和孟子念念不忘的那个怀揣着一颗恻隐之心的人，我们否定了普遍的人性，播种下人的阶级性，收获的却是兽性。
在这一人性沦丧的历史进程中，女人自然也不能幸免，而且她们的异化似乎更加可悲。在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中，女性都是温柔慈善的代名词。一位作家曾满怀深情的写到：如果没有女人，我们的少年将失去呵护，中年将失去支撑，老年将失去依靠。然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变迁中的许多女性，却与这位作家所深情讴歌的女性形象渐行渐远。一位研究现代女性问题的学者曾经断言，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后果之一就是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中国女性的异化从她们“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革命时代就已开始，到红卫兵时代进一步发展，然而最终演化出莱芜精神病院中的护士这样一种存在物却毕竟出人意外。此时此刻，我们只能在自己心中反复默念孟老夫子近二千年前说过的名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猴子变人的过程，也就是人性自觉的过程；人性沦丧的过程，就是人类重新又变回到猴子的过程。人与猴子的差异，并不在于穿没穿衣服，也不在于有没有尾巴，更在于两者不同的心性。然而人性的堕落并不是线性的回归，因为有了智慧，人一旦失去人性的底线，他便不仅仅是退回到通常的野兽，而且会变成动物世界中最为凶残、暴虐和狡诈的野兽。
人性是这样一件珍贵的东西，它犹如珍珠，它的孕育和生长要花千百年，但摔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人性，需要圣人的指点唤醒它，需要教化措施滋润它，需要制度的堤坝守护它；犹如幼苗需要阳光温暖它，需要水分滋润它，需要土壤供养它。
夜阑人静，月勾西坠，万籁俱寂之时，那些生活在这个时代却依然良知未泯的人会辗转反侧，他们的良心会隐隐作痛。中国人是一个不愿意揭短的民族，以和为贵的悠久的古训，使我们宁愿对于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东西三缄其口。一如圣贤们所教导的，我们更愿意用感化替代批评和惩罚。然而一起又一起令人发指的事实，在不断地戳我们的疮疤，是我们从麻木和昏睡中猛醒。社会学家曾经发出困惑的疑问，这个时代的道德底线在哪里？他们尚未意识到，那基于人禽之辨的底线早已断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性不断的失坠和堕落的过程，这一过程，就像一个自由落体运动，在找到新的支撑点，它不会停止。
2009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