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下午两点，应主持人王雨墨先生的邀请，我参加了仨元学社举办的“三生万物”主题研讨会。令我惊讶的是，参会者有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还有创赢财富基金会（筹）会长齐大济、奥运大型系列活动组委会秘书长黄耀波、伏羲文明国际展会副主席邱锋、以及全国高科产业化协作组织战略研究室副主任欧耘华、当代顿悟禅法的觉者铁夫禅师等。这些学术背景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畅谈“三生万物”的哲学命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说明：国学已经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如果说，我在2001年预言国学复兴还是一个梦想的话，到了2009年，国学复兴已经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行动目标。
但这场研讨会中反映出的两个观念令人忧心，由于具有典型性，我不得不指出：
第一、不能因为一次金融危机而否定普世价值。王逆波先生认为：中国的国学智慧远远高于西方，我们能够轻易解决的问题西方并不能很好解决，说明西方的民主人权那一套普世价值并不适合中国。
我承认中国五千年的智慧文明的确有许多微妙处，这是不容抹煞的。但并不能说中国的智慧就高于西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由于政治对社会的严密控制，造成了国家锁死社会的事实；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来又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这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思维定式。所以我们看历史，但凡变法，大多是法家人物倡导，而儒家总是站在反对社会变革的一边。在这样的历史观指导下，信奉儒学的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一提变法就反对，似乎祖宗家法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使中国的历代改革和推行改革的人物，注定了悲剧的宿命。
西汉汉武帝时就有人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和社会的双向锁死带给中华民族的危难。据《资治通鉴•卷第十八•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记载，徐乐上书给汉武帝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关于“土崩”二字，徐乐是以秦末的陈涉农民起义为例来阐述的，在他看来，““土崩”之“土”，是民众而非统治集团；关于“瓦解”二字，徐乐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他认为，吴楚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时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上层出乱比做“瓦解”。
这就是说：在王权社会中，一个王朝的覆亡，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无法保障社会的良性秩序，造成支撑这个政权的主要阶级力量反对它。引起“土崩”的直接原因是：“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资治通鉴•卷第十八•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分别对应土地兼并引起的绝大多数民众生活赤贫、权贵官员滥权和争利行为引起的官民矛盾、中央政权失去节制权贵和地方政府的力量。出现了这些问题，却没有有效的政治预警系统提醒统治集团，没有动力让统治集团对民众的权益和意愿予以重视和敬畏，没有有效有力的正确决策系统和权力制约系统对问题予以纠正。
因此，我们看到2000多年的王权社会，非常缺乏自我纠错和调节的能力，社会矛盾非积攒到千疮百孔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轰轰烈烈的点起燎原的革命之火，把社会生产力破坏殆尽，把旧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完全打碎，才扭扭捏捏的造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朝。新朝——腐败——反动——革命，循环往复，一乱一治，大起大落，令人心惊肉跳。
中国人要摆脱革命循环论的宿命，就必须承认民主制度是解决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良药之一。当统治者敬畏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时，当司法能够独立行使权力时，中国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也许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必须借鉴，尤其要解决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问题。在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学习时就武断地排斥民主制度，这样的国学复兴并不能给当今世界和中国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可能会带来灾难。
第二、在肯定国学对当今世界有很好诊疗作用的同时，不应该无限抬高国学的价值，贬低普世价值。有与会者在发言时，认为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在殖民和贩卖奴隶的过程中“分赃”妥协的产物，因此民主制度是西方的普世价值，不是东方的普世价值。这一观点令我惊讶。当然不光我一个人惊讶，万延海先生也很惊讶。
我的观点主要有两条：第一、普世价值是深植人心的理性自觉，没有东西方之别，这些观念是任何国家和个人都应当接受的；第二、虽然西方历史有过殖民和贩卖奴隶的罪恶，但不能把这一历史强加在普世价值身上。普世价值是人类历史经过漫长的演变和斗争中逐渐得来的，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不应当否定。
必须要明白，中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试图以政治控制社会，因此政府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与财富，摧毁了社会独有的民间认同，摧毁了知识分子对治乱的思想表达，摧毁了民众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应有之各项利益，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事实，造成了国强民弱之局面，这些都是由于背离了普世价值造成的结果。
背离了普世价值之后，结果怎么样呢？
纵观中国王权社会的历代王朝，他们要么被奋起反抗的失地农民所推翻，要么被强大的外来民族所征服。社会的发展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发展，一个试图控制社会一切的国家，它虽免于社会变革对政治的威胁，却崩溃于社会固有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以一己政权之私，遏制民族进化之脚步，罪莫大焉。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政治对社会的严密控制，造成了在近现代民主、法治、科学、经济这些普世价值观念的落后，这直接导致了欧美列强用坚船利炮炸开吾国“沉醉不知归路”的天朝迷梦，国家的耻辱震醒了中国的仁人志士。只有接受了普世价值信念的国民才能强悍，而不做嗷嗷待哺的羔羊。强悍的国民虽然会以拳头和意志带给国家统治阶层很多课题，政治体制因此面临极大挑战，但却迫使统治阶层进化，利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立更高明的政治制度。须知：民强才能国强，只有社会多样化的健康发展，才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真正福祉和根本利益。
伏羲文明国际展会副主席邱锋先生反复强调：国学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我认为这一观点才符合国学复兴的要素，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要不得的。只有将国学和人类一切优秀的智慧思想结合起来，才能焕发国学恍惚窍冥的神韵，才能在新的时代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