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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和台北的哥聊管制

  

  新到一个城市,通常你所能发现的最热忱的交流者,大概就是计程车司机了。台北的计程车司机,服务是非常优质,不仅礼貌得体,而且几乎从不会给你绕路,即使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大陆人。和他们聊天也许你最能了解普通人在想什么。

  最近一次和一个台北的哥的聊天,是从西门町搭车到考试院附近我住处的路上。他叫陈国豪,什么国豪啊,国才啊都是台湾特别普通的名字,那天恰是228的周年纪念,中正纪念堂到228公园这一带政治气氛都很浓。我们的谈话,自然聊到了政治。他对台湾政治好像很不满意的样子,跟我说:“太民主了也不是个好事,你看我们台湾这些领导人啊都没本事。”这样的观点,我在台湾听到不止一次,不过倒还是很想了解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觉得民主不好?于是问他此话怎讲。

  他抱怨说,不管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都是光会讲好听话,一点都不管事。他指得“不管事”,是说台湾从民进党上台以后就取消了出租车限额制。现在任何人只要找不着工作,只要能买得起一辆车,就可以申请个出租车牌照上街运营,也不用为了执照交钱。这样门槛很低,台湾出租车司机的人就太多了。陈国豪不爽的是,出租车这个行业好像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今年28岁,开出租车有三年了,“赚不了多少钱,我这样一天干上12个小时,一个礼拜干六天,辛苦得要命,一个月也就赚个6万多(大概人民币一万三千左右),只能凑活养家啦。”他讲的是实话,台北市常驻人口只有280万,出租车就有三万多辆,再加上台北县,桃园这些邻近地区的记程车也都可以来台北市运营,台北出租车的密度是在相当的高,在台北市区几乎闭着眼睛,随便一招手,就会有车停下来,甚至有时你发现路边停着不少似乎主人在休假的出租车。这是在大陆的城市里几乎不会遇到的景象,在北京和上海,出租车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在街上奔波,而且你还经常在路边站上十几分钟都拦不到一辆空车。而且相对于台湾的平均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来说,出租车的价格也不算贵,起步价换成人民币大概14元。

  我正想到台北和大陆的比较,国豪就表现出了对大陆的兴趣“在北京或者上海开计程车应该很好赚吧?”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公会的人讲的,听说上海差不多2000万人,才六万辆出租车,是么?”他指的公会是民间组织台北记程车公会。我记不得上海准确的数字,不过按照记忆我可以告诉他“大概差不多吧。”也许国豪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印证了,有些得意:“那还不赚翻了!”不过转念这种对比更让他觉得失落“我们台湾这些领导人啊,计程车都这么多了,还在发牌照,也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一点都不会管。”

  这让我觉得有些好笑,我问国豪,“你知道上海或者北京一个司机,一个月要给公司,交多少钱么?”国豪看来不知道“我们一个月也要给公会交大概六百块吧,公会就代表我们替我们争取一些权益,我们从入这行开始,大概要缴会费六年,以后就可以不交了。你说的公司,要收多少钱啊?他们干些什么啊?”“他们基本上什么也不用干,坐在办公室里数钱就可以啦,你知道他们每台出租车一个月要给公司交多少钱么?”国豪显出惊讶的表情,“换成台币大概——”我心算了一下“4万-5万块吧。”国豪已经惊得嘴都合不拢了,这显然是他公会的朋友没有告诉他的。“那为什么不自己买一辆车,自己当老板呢?我们台湾的司机现在除了还有一些集资入股的计程车合作社,都自己是老板,现在车也不贵啊?”我接着告诉他:“其实大陆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数也都是自己花一大笔钱买车,不过即使自己买的车,也还是要给出租车公司交这么多钱。”国豪已经觉得难愈置信了,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为了让他安心开车,我只好跟他进一步解释。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刚才所推崇的大陆的管制措施,把出租车牌照控制得非常紧。这样的结果是,只有少数有关系的人开的公司才能获得牌照,很多人想当出租车司机的,但不能像台湾这样,自己去交通局申请一个牌照。所以不得不到那些手里握有牌照的公司下面打工,自然这些公司,就可以以他们的垄断地位,设立高额的租金,坐着收钱就可以啦。这导致的后果是,第一,你所知道的,大陆这些大城市,出租车很少;第二,出租车司机赚得很少,而且工作比台湾司机辛苦的多,每天大概14个小时跑在路上是很正常的,而且几乎没有星期天,因为每天都要交份儿钱,没有周末的概念乃至生病都不敢休息;第三,出租车价格相对于大陆人的收入水平来说显得很高,而且因为供给不足,打车常常比较难;第四,因为打车贵,打车难,所以很多上班族都买私家车,私家车多了,这样市区交通就更容易堵塞;第五,因为市区交通不好,出租车司机就更难赚钱,而且因为被剥削的太厉害,愿意当出租车司机的人就更少。而且更可悲的是,很多出租车司机认识不到这背后的逻辑关系,而觉得自己之所以这么苦,还是因为出租车太多,要是能把牌照控制的更严一些,自己才能喘口气,殊不知越一照难求,出租车公司就越奇货可居,他们压榨司机的谈判资本就越强。反过来倒是台湾,放开记程车车牌照,既帮助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计程车司机给自己打工,比较自由,老百姓也得到了实惠,这样好象更符合公正均富的社会理念。

  说到这里,国豪好像是理解了:“喔,我原来还想能不能到上海去开计程车呢?听你这一说,我还是安心在台北干吧。不过我搞不懂,这么不合理的制度,你们大陆怎么不改呢?”我反问他“你要是大陆交通管理局的干部,你愿意改么?拍卖牌照可以挣一大笔钱,政府公务员就可以有好福利啊,你捏着这些管制牌照的权力,别人都要来拍你马屁啊,有人来送钱,送房子,还有人请你出国旅游,你小孩哪怕没什么本事,都有人会给他安排一个轻松又赚钱的好工作。”国豪没有说话,我告诉他,就是这些人在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力啊,他们管得这么爽,如果没有民主的力量来推动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改呢?他们反倒会找出一堆理由,什么价钱管理啊,规范经营啦,来强化管制措施。我又问他“你现在还觉得台湾领导‘不管事’,不好么?”国豪大概沉默了半分钟说:“你讲的,我过去倒真是没有想过。”后来他一直没有说话,看得出来他是在思考。这个时候,我也在思考,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彼此误解真是很有意思。

  到我住处的时候,国豪对我表示感谢,他告诉我,今年暑期的时候,他准备一定要到大陆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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