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新闻，一个旨归：一是4月24日央视报道，上海财经大学蒋洪教授关于中国各省财政信息透明度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撼：这份精心设计113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在历经半年的调查后，评分结果显示省级财政透明度只有福建省及格，得分也仅有62.7分，最低的省份不到15分，全国财政的透明度总体平均分仅为22分。而且，凡是涉及细节的财政信息，基本上无法获得。
另一个是吉林省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成为中组部、中编办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后，全国第一个开始“减副”的省份，但仍有10名副秘书长在职；与之相关的，则是媒体披露河南省郸城县前几年通过撤并乡镇，精简下来1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但后来这些人又充实到了其他部门，导致各部门人满为患，其中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竟达16人之多。
精兵简政打造廉价政府、廉洁政府，一直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但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已经走出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通常看到的情形是，精简风头下，一批机构和人员以各种方式潜到水面下，风头一过，又逐渐冒出头来。前些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就呼吁精简官员，认为中国1：26的官民比例太高。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也指出“官多为患”是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
但是精简屡减屡反弹，原因何在？我看根本上还是政府收入和支出太自由所致，想收什么税（到地方后更多表现为费，而且费大于税）就收什么税，想用什么钱就用什么钱。连军事专家张召忠也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奢华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落实到干部个人的福利，也是如此：平均工资连年机关最高，事业单位次之，企业最低；社会福利保障也是党政机关近水楼台先得月，干部先得，形成秦晖教授所言的“负福利”制度。前年，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各种经适房甚至低于成本价不交土地款的别墅，也是领导和干部先下手为强。这种情况下，要精简机构确实很难，反而是千军万马都挤公务员的独木桥。
税费方面，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有一个著名的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当下，超过76％的资产属于公共拥有（即政府所得），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没有阳光财政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政府”或者说“只对自己负责的政府”，也必然会是机构和人员倾向于膨胀的政府。因此，王国军先生说，减官之道在于财政“断供”可谓说到了点子上。“断供”的前提，是公开、严格审议财政预算，不搞暗箱操作、模糊数字，将党政机关的人头费、办公费等一应开支，全部纳入严格有效的预算之中并提前公开。看不懂的预算、没有细节的预算就否决它。税费怎么征收，需要人大的严格审议批准，钱是怎么花的，也需要人大的严格审议和批准。
公共预算和阳光财政，不仅是精兵简政的基础，也是预防腐败、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条件，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主选举、议会制度和舆论监督，甚至比前三者更具体，更有实效，可以说是一切善政之源。财政才是一国、一家之命脉，不改造公共财政，不实现阳光财政，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更大范围的民主，都难以发挥实效。比如我们已经在村民自治村民民主选举的道路上走过十几年路程，但由于真正的村级预算监督和公开制度不够完善，村民民主自治成效与预期相差较远。香港政府2009年的预算案文本，总共七大本，分量最足的三本预算账本达1150多页。预算案详细、清晰，每个部门的个人薪酬、员工开支、部门开支和其他费用均逐一列明，有些部门的开支细到添置座椅。公众对政府财政信息一目了然，就连特区行政长官的薪资、津贴都可以查询到，透明度相当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