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断历史和历史人物，不是现实，而是未来，它有如一个诠释的循环圈。一个活着时饱受恶评的人物，如果后来的人一代不如一代，在对照之余，他被栽枉抹黑的部分就会被洗清，他在死后反而愈活愈光彩。
这就是蒋经国的处境。
到今年1月13日他已逝世满21周年，而今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十八则是他的百年冥诞。犹忆蒋经国活着时的最后岁月，那时台湾民主运动勃兴，他这个当权者自然成了廉价的最大箭靶。也被说得一文不值！他的政治是威权政治，他是压制民主和白色恐怖的元凶，他是外来政权的代表，他的治理靠的是特务统治。但所有的这些不堪的负面评价，而今又何在？蒋经国逝世迄今的21年里，台湾领导人已三度更替，但无论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有哪一个可堪与蒋经国相比拟的？于是，蒋经国自己无言，但历史及后来的人有言，在所有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都是遥遥领先其他人的最优领导人。这不是台湾人对威权时代有乡愁，而是在经过20多年的历史淘洗，人们终于惊悟到蒋经国当然不完美，但却是相对最好的领导人。
而这种“相对最好”所付出的可一点也不便宜。蒋经国之后的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他们当权时都有最好的历史环境，他们如果有识见有能力，由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其实很容易有所作为。但他们有吗？李登辉任内，搞尽权术谋略，乃是金权政治恶化的开始；陈水扁则以民主改革为名却行滥权贪腐之实，纵使古代的昏庸君王和第三世界的贪婪政客，也望其项背。陈水扁对台湾最大的贡献，乃是他让过去曾被神圣化的“民主”、“改革”、“理想”全都成了笑话，原来一个打着这些招牌的人所作所为竟然可以全都是这些招牌的反面。陈水扁瓦解了台湾人对理想政治的期待，使得台湾进入“平庸就是福”的阶段，领导人不必再有能力，不敢再有作为，只要像个好人就可以，只要保持现状就已是最大功德。马英九便是代表。经过这样的三个领导人，人们终于发现过去的那个蒋经国，才是留给台湾最多赠礼的领导人。蒋经国当权时，台湾开始向上提升，每个人也都相信明天会更发。他创造的这种时代气氛，现在已不复再见。蒋经国之后，台湾是“失去的20年”！
我一直认为，近代中国的两岸，两个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做过同班同学的邓小平和蒋经国，乃是发展中国家最值得学习的典范。他们都生于贫穷落后以及内忧外患的时代，但他们并非革命的第一代，因而得以幸免于成为绝大多数国家都曾出现过的强人领袖。他们在强人领袖打造未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实质建设，他们都经历坎坷，但也因此对人民痛苦体会较深，做起事来也仁政较多，担当也比较大。邓小平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里评价最高，他的同学蒋经国则在台湾评价最高，这两个同学能成两岸最被纪念的人物，不是偶然的。
蒋经国的四个阶段
有关蒋经国的传记和私家稗官野史，已多得车载斗量。大体说来，我们可以说，命运对他并不是特别厚爱，但这却也给了他磨练的机会，他的一生概括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1910年出生，到1937年自苏联返回。
在这个童年至27岁的青年阶段，他其实相当坎坷辛酸。蒋介石并不爱他的生母毛福梅。他能出生，乃是祖母胁迫蒋介石与毛福梅同房所致。因此早年他得不到父爱，蒋介石也把他在祖谱里的宗系位置放在自己早殇的弟弟蒋瑞青之下。但反而有助于使他少年时即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人格特质。
他1925年只有15岁，即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整整滞留了13个年头。他在中国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后来又加入俄国共产党。这都显示出他那独立、理想、反叛、热情的一面。而随着他父亲蒋介石在中国的角色，这个左派少年后来几乎是以一种人质的方式而被羁縻在苏联的。他有俄文名字尼古拉·伊利札洛夫，曾被下放到西伯利亚，九死而一生。而他左翼浪漫少年的特性，最明显的则是他和女人的关系上。他曾与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在苏联有过短暂婚姻，后来娶苏联少女芳娜即后来的蒋方良。他那流放坎坷的少年及青年期，只有在蒋介石确定自己已丧失生殖能力，不可能再有儿子，蒋经国乃是他唯一的儿子后，才开始改变，并于1937年偕同妻子以及长子返回中国。但他从俄国带回来的左翼特质，却影响到他的一生。我年青时曾多次见过蒋经国，也听过他许多次演讲。他是我所见过最平民性格的领导人，也是台湾政治人物里讲话最有群众性，金句名言最多的一个。在官僚习性极重的国民党内，他的那种性格乃是异数，左翼浪漫少年，乃是后人评断蒋经国不可低估的特质。
第二阶段，乃是从1938年出任三青团江西省支部主任，一直到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前，他出任上海经济管制督导专员，负责“打老虎”为止。
在这个阶段，蒋经国以年青、理想主义、亲民、大胆的方式治理赣南，这是所谓的“赣南经验”，相当有左翼温和民粹主义的特性。他的“赣南经验”，其实也是他到台湾之后的另一半人生的预演。他在赣南抓土匪，打土豪劣绅以及防共，必须有强大的特务力量；而要从事建设，抓紧民心，则必须亲民和苦民所苦，特别是要有一群热情年青人参与。抓安全，抓亲民，抓青年，乃是后来蒋经国政治的最大特色。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乃是他已把“软性威权政治”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他的这一套，拿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由于当时整个国民党的大局已坏，“打老虎”的结果，不只与孔家财团闹翻，还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骂名。
第三阶段，从1949年国民党迁台，到1969年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20年里，乃是国民党在台湾最艰难的时刻，迁台初的军心士气涣散，美国始终企图颠覆国民党政权，而台湾本身也仍极贫穷，必须逐一整建。在这20年里，蒋经国的主要角色，其实是在安全方面。如他1949年负责统筹军情特务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实质负责“安全局”、“救国团”、“政工干校”、“政战总部”，“国防部”、“退将役官员辅导委员会”等。所有的这些机构，都与广义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动员有关，甚至他负责开凿中部横贯公路，也都有极大的政治任务，俾危台湾山区成为游击基地。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后进地区内忧外患永不停止，大国的颠覆也持续在暗中展开（如1955年的孙立人事件），当一个政极要建造出秩序时，后人在评断时即难免两极，而必须从更整体的角度来衡量。近代台湾，内有两岸的对恃，外有美日等国的渗透，秩序的掌控从来就争执不断，而蒋经国最有争议的这一段，由后来的发展，至少可以肯定它是可以辩护的。
第四阶段，由1969年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经合会主委开始。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1975年蒋介石死后出任国民党主席，以及1978年接任总统，到1988年逝世止。
这20年乃是蒋经国完全承担台湾发展的黄金年代。今天台湾的基础可说都是这个阶段所奠定的。其中最值得肯定的，乃是下列数端：
他在这个阶段，致力于台湾农村建设，加大出口，十大建设，特别是直到现在台湾赖以生存的资讯电子等，全都在他手中建立。台湾能够两次在能源危机中脱胎换骨，进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乃是他最大的经济功绩。整个官僚体系发展出技术官僚主导的合理性，在他手中完成。我们可以说蒋经国在经济上把台湾带到了现代。
在这个阶段，台湾由于经济发展，因而造成“期望增加的革命”。在社会公平及政治参与上也开始动荡，如“中坜事件”、“高雄事件”等相继发生，对于这些挑战，他在松紧之间，最后总是能自我修正。他逝世之前就已在为解除戒严、开放报禁等问题在做着规划。这些都不幸未能在他活着时完成并宣告。因而台湾遂有人认为，如果蒋经国能多活个五年，台湾后来的发展，一定不会像今天这么难堪。蒋经国逝世后，整个台湾沦为权力的斗场，恶质的权术，扩大矛盾，街头抗争即从未停止。而后继者也大半不能以智慧、远见、担当来替未来规划，因而整个社会趋于凌乱，台湾变成了一个“做什么都可以”的社会，这种内部的自我消耗，纵使到了今日仍未止息。
在这20年里，蒋经国身体力行，把亲切、平凡、不做作、以民为本的朴素政治风格充分体现。他和蒋介石完全不同，老蒋多少都还有一些宫廷封建的身段，而左翼出身的他，却完全不同。他没有几套西装，住家极其朴素，他经常下乡，可以随便在小摊饮食。今天台湾的政商圈都讲究排场，他完全没有这一套，当然更别说什么打小白球，家人有喜事就像王子公主一样搞奢华了。平民化的这种特性，乃是异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没有一个人学得会，因而那是人格的一部分，它是自然流露，不可能被仿效。
蒋经国愈到后愈被肯定
除了经济、政治、人格之外，蒋经国终其一生，从未改变他对中国统一的信念与目标。他成长在中国积弱而内忧外患的时代，知道中国人必须更加努力，进而谋求幸福统一的重要。他曾告诉部属：“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他开放两岸交流替统一做奠基，可惜的是这种能从大纲大节处落眼的主张，后来的国民党领导人已愈来愈缺乏自信。
近代由于人们已看得愈来愈多，已愈来愈能体会到，要在后进的新兴地区不可能找到完美的领袖。后进地区之所以后进，乃是它必须饱经忧患，千疮百孔，而要担当领导人，则必须要在各种优先顺序里去做选择，而后循序渐进，寻找最大利益和相对的最佳选择。这也就是说，对于后进地区的领导人，历史对他们原本就不公平，而在这种不公平里努力向上，则成了他们的宿命。而蒋经国所被给予的，即是这样的不公平条件。他和他的父亲蒋介石，不能幸运地立足于中国大陆，但在台湾，这两代倒真是经营出了一个可圈可点的局面。他们的手难免无法干净，但看着全世界多少后进地区仍在颠沛流离之中，像蒋经国这种生当乱世的领导人却能成就如此，而且愈到后愈被肯定。
我看着蒋经国的被人追念，心情格外不安。蒋经国之后的李陈马，他们都是“后蒋时代”的人物，他们比起蒋经国已幸运得太多。但这些别人已把路打扫干净让他们走的政治人物，却因为权力得来太容易，反而在挥霍着他们的幸运。这些人已经把台湾搞得日益不堪，他们又怎能不惭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