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另一个是中国本身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与美国今天的问题更相近，不如说是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的问题更相近。罗斯福新政的实质是通过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创造了走出大萧条的条件。我们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一、如何看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既不能说已经就是经济危机了，也不能说与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没有关系，因为很多问题确实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我用加引号的中国经济问题来称呼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发生的问题。
如何看待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首先取决于如何判断目前世界性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至少是有差异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就是由世界或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在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讨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是这种看法。他指的主要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的发展方式中的问题日积月累，因此，即使是没有这场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其实还有第三种看法，即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中国有经济危机吗？不就是美国不买中国的东西了吗？这种观点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出口困难，而出口的困难除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这好像与上述第二种看法差不多，但具体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而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了。
我强调这两个因素的交织，一是为了表明，这可以使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可能比简单面对金融危机更为复杂；二是为了表明，将这两个因素加以区别，注意到两个因素各自的逻辑，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这第二个因素，即国内因素，就是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问题及其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影响。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与美国今天的问题更相近，不如说是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的问题更相近。换一个说法，尽管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危机，但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是更类似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最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
二、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对生活必需品时代和耐用消费品时代进行区分，并强调由前者向后者转型的重要性，对于理解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假如夫妻两个人每个人月收入50元左右，加在一块儿100元左右，用于购买柴米油盐的可能就得70、80元。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典型的柴米油盐时代，也就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时代。但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们逐步进入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时期。不但各种耐用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开始是替代进口，接着开始成为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90年代，伴随房改使住房成为耐用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家用轿车也开始大面积进入百姓生活。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所谓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
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进入这个时代之后，许多过去在经济中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比如说，经济危机的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带有很强的周期性，这种危机实际上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产物。在生活必需品时代，即柴米油盐时代，是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的。首先，除了偶然的天灾人祸，柴米油盐这些产品的产量起伏是不会太大的，一般是缓慢上升的趋势，这与人口缓慢上升的因素大体能抵消。其次，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起伏也不会太大。对于生活必需品和人口之间的失衡，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这“三把刀”起着重要的调解作用。而耐用消费品时代就不一样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要更远一些，只要技术进步的条件具备了，新的耐用消费品品种的出现，产量的爆发式增长就有可能，这样，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所以，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常见现象。不过近些年来，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福利资本主义的体制日益完善，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就如同这次由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就不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相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倒是由过度的消费引起的。
再比如说，消费信贷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不可缺少的金融条件。耐用消费品的特征之一是数量少，单价高；仅仅用当时的即时性收入往往不足以支付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支出，而是需要花掉过去的储蓄，甚至要提前用掉将来可能挣的钱。这样就需要信贷消费。如果没有消费信贷的话，这个信贷消费就无法实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就非常困难。以美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信贷消费就开始在美国广泛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信贷消费的迅速发展，对汽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从而对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消费信贷就是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所谓消费信贷，就是指金融机构为购买消费品的客户提供的一种信贷业务，它以消费者未来的购买力为放款基础，旨在通过信贷方式预支远期消费能力，来实现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
同时，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为与生活必需品相比，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国民经济体系大大复杂化了，其信号系统也更加复杂和间接。整个经济体系的整合出现了更高的要求。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尔曾经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主要是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讨论风险社会的，但实际上，人类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形成风险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
三、转型需要的结构和制度支撑
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所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就是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结构和制度的支撑，如果形不成结构和制度支撑，这种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无法完成。
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结构性条件，至少有这么两点，第一点是一个社会城市化的程度。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至少需要一半的人定居到城市当中，成为城市居民，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很难大量消费耐用消费品的。第二个是城市的居民还需要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性条件来说，首先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为什么社会保障成为必要？因为社会保障是支撑购买耐用消费品所必需的支付能力和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的现代消费和消费信贷实际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但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支撑，这个制度是很难运转下去的。第二点就是常规化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你的收入能够稳定，能够预期，而且在增长。
概括地说，城市化、社会福利体制、中产阶层、消费信贷等金融制度，成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四大支柱。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历史上一些传统经济危机都是在经济非常繁荣的背景下突然发生的。以美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时期，20年代甚至可以称作“黄金十年”。从1922年到1929年，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1000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了一台收音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霸主，就是在这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的。
然而，危机以毫无征兆的极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那么导致危机的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就是繁荣掩盖下的畸形社会。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巴特拉，1988)。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家庭的收入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曼彻斯特，1988)。可见，当时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不能持续，背后的原因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也许应该从这样的角度解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罗斯福新政，包括当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所进行的社会变革。
罗斯福新政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实行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在金融和整个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金融、重振经济。
但更应当关注的是新政的第二阶段，它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有人将这个阶段实现的社会变革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工程振兴署的成立，使联邦失业救济成为了半永久性的措施。第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为工会的集体议价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框架。第三，《社会保险法案》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
第四，通过《税收法案》，恢复了再分配税体系。这其中，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也许是三个更重要的方面。可以说，由这些措施构成的社会进步要比第一阶段那些经济上的应急措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先看社会救济。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穷人。这一次也是如此，前些天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很多美国家庭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社会救济就成为当务之急。但须注意到的是，这种社会救济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的，这样不仅在危机中保住了底层的生存底线，而且为穷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再看规范劳资关系。当时的美国是资强劳弱，劳工的收入很低。这也是当时的经济转不下去的直接原因。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措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提出工会问题的是1933年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这个法案著名的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联邦政府保证工会有自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换言之，发挥工会的作用是作为经济振兴的措施之一提出来的。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更明确规定，雇员享有自发组织、建立、参加工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进行劳资谈判和参加其他各种旨在进行集体谈判或出于相互保护而进行的协商活动的权利。为了使工会真正发挥作用，该法律对一系列可能妨碍工会作用的行为，如歧视工会会员、收买工会等，明令予以禁止。
另一个重要措施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转引自李昀，2007)。于是就有1935年《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解力夫，1994)。至此之后，福利开始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
这与我们惯常的思路好像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觉得，社会保障是需要花钱的，总得是经济很繁荣，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很好，政府手里的钱很多的时候才能搞社会保障吧？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本来已经很困难了，再有工会的作用和工人的斗争，企业岂不更为艰难？而且，在经济危机时，社会矛盾也比较激化，再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工会的作用，社会不就乱了吗？事实证明这些想法大错特错。30年代大萧条从时间上说是1929年到1941年，1935年美国正处在大萧条当中，经济状况很糟，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也很不好，而且罗斯福执政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时他急急忙忙搞社会保障，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让穷人渡过经济危机，而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主要问题。
通过工会的作用使得工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博弈，美国社会不但没有乱，反而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最后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中产阶层是什么？中产阶层就是市场，耐用消费品的市场。这几项变革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一方面，它造就了一个中产阶层，同时给你一个社会保障，不用你担心将来养老的问题，也不用担心将来看病的问题，你不但把现在的钱花了，把将来可能挣的钱也花了吧，这就是按揭或信贷消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社会变革的真正含义了，那就是通过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创造了走出大萧条的条件。
五、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当前面对的挑战
在对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危机。无论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从引爆它的因素来看，还是从它发生的逻辑顺序来看，这场金融危机与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不相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眼下这场金融危机就是以全球化为基本背景发生的，危机的发生地与所波及的地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在此前的传统经济危机中，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往往是先出现经济危机，东西卖不出去，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再引爆金融危机。而现在这场经济危机则不一样，是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危机，而且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并不一样。就此而言，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独特性是非常必要的。
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危机的总体性和全球性的特性，也要看到危机在不同国家表现出的特点。这次危机在美国这个源头的表现和在我国的表现，很有点我们通常所说的阴阳的关系，你是阴他是阳，你是阳他是阴。从最表面的层面看，这场危机在美国是消费过度，并以过分膨胀的信用来支撑其过度的消费；在中国则是生产能力过剩，内部需求不足，消费不足。而这两者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其结果是，危机在美国主要是表现在金融层面(当然也会影响到实体经济)；而对中国来说，则更具有传统危机的特点，主要表现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当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同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规范、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则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解决内需等问题。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看这个问题。借用刘世定教授“传导机制”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危机的传导分为两个步骤。一个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一个是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这个传导的过程对两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这个传导的核心环节就是资金链条的断裂。这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的层面，如失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失业相对是比较好办的，它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安全网。而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其中核心的环节是失业。应当说，第一个传导已经实现了，就是说金融危机已经在演化为经济危机。2008年9月末10月初美国通过7千亿救市方案就是一个标志。这其间有一个戏剧性的过程。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方案；不到一个星期，10月3日，又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方案。前前后后差了将近60票。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政府对方案做了修改，但一些评论家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否决之后，经过激烈辩论，人们对危机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这已经不纯粹是一场金融危机、股市危机、次贷危机，而是正在演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其结果是美国乃至世界严重的经济衰退。
实体经济层面的危机，以及实体经济层面的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是我们更需要警惕的。
六、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和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种社会变革从眼前来说是创造形成内需的社会条件，从而成功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从长远来说，则是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你可以用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你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你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换言之，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
但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超过至少10年的时间了。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需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其实，变革社会的真正困难之处也往往不在方案本身，而是如何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使得正确的方案和政策得以形成和执行。
参考文献：
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1981，《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解力夫，1994，《身残志坚罗斯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莱维·巴特拉，1988，《1990年大萧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李庆余，2006，《看美国如何构建社会和谐》(http：//tieba.baidu.com/f？ kz=147614468)。
李昀，2007，《富兰克林·罗斯福》，《人物》第2期。
威廉·曼彻斯特，1988，《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来源：社会学研究 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