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受到政协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据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家庭掌握了70%的财富。同时，有媒体引用国内多个部门的调查报告称，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不乏是高干子女。
1.这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
蔡继明：前一数据是波士顿咨询公司2007年公布的；高干子女拥有财富的数据是记者们互相引用的，我没见过可靠的出处。
2.这组数据反映了什么问题？
蔡继明：这些数据只能作为参考，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过大，众多高干子女经商并成为富豪，众多研究机构的数据都大体上反映了这一事实，而民众对此极为不满。
3.这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
蔡继明：伴随30年改革出现的收入差距，并非都不合理。但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特权阶层（包括在任的党政干部及其子女和亲友）的收入过高。网上传播的各种信息，包括高干子女占亿万富豪的比例等等，其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特权阶层掌握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却是不争的事实。
4.特权阶层收入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根源在哪里？
蔡继明：党政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社会的公仆，如果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并严格禁止其子女经商，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收入差距。他们的子女之所以能够凭借父母的特权获得收入，这肯定是由于现行的政治体制不完善、反腐败措施不得力。
5.具体谈谈哪些方面。
蔡继明：比如，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公开官员财产，这使官员的收入失去了民众的监督。财产公开并没有技术上的障碍，主要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6.其他方面？
蔡继明：目前也没有从根本上禁止官员子女经商。纪检部门只是不准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或不准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广告代理等行业的经营活动，但管辖不同业务的官员之间以及不同地区的官员之间，都可以作为交换条件彼此关照对方的子女。
7.这种畸形的财富分配结构，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蔡继明：首先，对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造成很大影响，因为高收入阶层虽然也消费，但相对他们巨大的财富来说，占的比例很少，即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由于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其次，导致畸形的消费结构。高收入者，衣食住行支出很少，大量的支出花在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上，这就引起了产业结构畸形。目前有报道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另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更导致了农村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了加工制造业产能过剩。由此形成了很怪的现象：一方面生产过剩，一方面广大农民的基本消费得不到满足。
8.有人认为，高干子女拥有财富过多会导致政治改革的僵局。
蔡继明：有一定道理。比如，你要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如果富人当中很多都是高干子弟，他们就可能会通过作为官员的父母阻挠高额累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另外，财产来路不明的官员（其中一部分可能来自经商的子女）自然会抵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
9.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贫富分化的趋势是缓和，或是恶化？
蔡继明：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还是低收入阶层，富人财富可能缩水，但穷人可能一无所有了。
10.你对前景乐观吗？
蔡继明：我是有信心的。官方已经看到了收入差异扩大的趋势，并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措施，比如，免除农业税，对粮农直补，关注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等等。但是，在限制特权阶层收入方面，特别是限制高干子女经商方面，力度还不够。对高干子女，就应该禁止经商。也许有些高干子女有经商的天赋，但谁让你生在高干家庭呢？你可以去做学问、去做公务员，你享受了家庭的荣誉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没什么委屈的。只要执政党的决心足够大，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