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的好几个机场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到了应该登机的时候，什么消息都没有，然后就说误点了，继续没有任何消息。谁都不吭声，没有任何人出来解释飞机为什么误点。
旅客先是感到暂时的困惑，然后觉得着急，第三步终于变得焦虑。到了焦虑阶段，他们就开始主动去询问，然而即便你主动去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到了第四阶段，就出现了与和谐社会截然相反的现象：双方吵起来，甚至打起来了。在过去的几年中间，这样的报道已经出现了好多次。
目击这种情况，我一开始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机场在关键时刻不吭声呢？这种行为方式和国际惯例完全不同。稍微好点的机场，如果飞机晚点，往往在预定登机的时间之前半小时就开始广播。这也很简单。该登机的时候不能登机，你一定是要一个解释。或者是工作人员拿个喇叭出来讲，或者在登机口挂一个牌子，有的时候是显示在电子屏幕上，解释延误的原因，到底是天气不好还是飞机晚到，或者是机械原因，还是飞机调度问题。服务更好一点的话，还要通告大概会延误多长时间。
一个明确的信息能有效缓解乘客的焦虑，消弥冲突。为什么我们的机场就做不到呢？我考虑这个问题好几年，终于得到了结论。中国的机场的作风是从哪儿学来的？他们是从政府官员那儿学来的。许多政府官员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最习以为常的方式就是不吭声，不披露消息，不提供解释。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人必须依靠信息来行动。人必须通过信息来互动。你不给他信息，就会造成非常紧张的和激化的互动方式。因为他们不吭声，许多本来不大的事件，最后酿成了大的冲突。
有些官员大概以为，只要不吭声，事情就可以瞒过去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种方式在20世纪初差不多还能管用，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早已经不行了。从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政治学界开始研究“良治”(Good Governance)，良好的公共行政治理有很多标准，但“透明度”一定会排在前三位之中。透明度就是政府要在足够早的时候发布信息。不仅要发布，而且要解释；不仅要及时，并且要保真。
不论年龄大小，教育水平高低，公众都有吸收信息、理解信息和使用信息的基本能力。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给出真实的信息，就在鼓励人们相信最坏的信息。所以会有谣言。任何一个地方谣言盛行，责任不在民间，而在控制信息的官员和机构。
每年中国都要发生数万起大小群体事件，乃至于暴力事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在早期化解掉。为了小矛盾不要变大，“文的矛盾”不要变成“武的冲突”，“武的冲突”不要引发成“流血的暴力”，最重要的事就是尽早披露真实的信息。
2008年中国通过了《信息公开条例》，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法规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要让这个法规行之有效，需要另外两个环节的配合。第一，任何一个公民或者机构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如果政府拒绝公开或者有意误导，必须加以追究和惩罚。没有这个环节，这个法律就只是没有牙的老虎，咬不到任何人。第二，如果政府机构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里发布信息，他们就不应该垄断信息传播和发布的渠道。既然政府无力发布真相，就必须允许民间的信息渠道发挥替代作用，不然就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政府拒绝发布信息，同时垄断发布信息的渠道，就为社会矛盾激化和暴力准备好了最好的条件。1950年代的时候，著名的经济学家米达尔曾对苏联的高级官员说，权力的垄断和资本的垄断一样可怕和有害；甚至更可怕，更有害。SARS之后，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在21世纪，信息的垄断造成的可怕和有害的后果是资本垄断和权力垄断的相加。因为信息是资本和权力运作的要素和基础。
